陈东升

　　按国际上相关研究的定义，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国际金融业务和交易行为高度集中在某一地区进行。国际金融中心最直接的功能是提供融资与投资场所，由此演化出其他基本功能，如国际范围的金融价格发现、经济信息聚散、资金清算、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创新及传播功能等。

　　两大模式

　　将这些功能概括起来，国际金融中心就是世界资源配置枢纽。按这种定义，目前公认且真正称得上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城市只有伦敦和纽约。

　　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进一步分析涉及具体指标的比较，一类为“硬指标”，另一类为“软指标”。“硬指标”将各金融中心城市的区划面积、市值、交易量、金融机构及从业人数等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对各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状况和水平进行对比，揭示金融中心发展的客观结果。“软指标”是指影响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力的多方面指标，大体可归结为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和监管环境、开放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关键性金融人才和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四类。

　　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大体有两种。一是大国模式，即凭借足够大的内需推动大而全的金融体系全面发展，如纽约、伦敦和风光一时的东京。金融中心的形成依赖强大繁荣的经济基础，包括大规模的经济腹地、快速增长的贸易和内需。另一种是小国模式，即专注发展有专业优势的金融业务，以建立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金融地位，如瑞士苏黎世和新加坡。

　　上海条件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基础条件。

　　首先，上海已形成较完善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截至去年底，上海主要中外资金融机构达858家，并形成以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交易和再保险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许多全国性金融机构的主要营运中心、交易中心、票据中心、离岸业务中心、授信评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和研发中心等纷纷迁至上海。九成以上的外资银行选择上海作为注册地，上海外资法人银行数量达14家，在沪外资银行资产占全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近60%。

　　其次，上海最强有力的优势在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辐射能力。长三角地区以占国土面积1.1%的区域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19%的经济规模，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经济一体化地区，堪称中国经济龙头。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和金融需求是金融中心建设最重要的驱动力。

　　再次，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具备良好的工业和服务业基础，上海汇集一批著名大学、研究院和培训基地，人员素质和学术水平均在国内名列前茅。

　　最后，上海与东京、新加坡等相邻或处同一时区，可与伦敦、纽约构建连续24小时的接力营业交易。

　　必须看到，无论是与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还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中国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不会放开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也很难成为像美英那样的资本输出国，这使上海金融中心难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有意义的融资服务。

　　其次，缺乏与国际金融中心配套的诸多软硬件基础设施，如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会计制度和资信评级制度，与之相应的中介服务机构也很不成熟。

　　再次，上海缺乏国家级决策机构、监管机构和中国最高级别的公司或银行，也非跨国公司中国总部的最大集聚地。

　　第四，金融管制较严格。

　　最后，核心金融区面积狭小，金融机构集中度不够。

　　总结起来，制约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因素是：金融企业跨地区、跨领域金融活动及金融资源跨地区流动，受现行政策、体制等各种因素制约，难以完全按市场规则流动和集聚；国际化金融人才缺乏，特别是既懂国内金融又懂国际金融规范运作的金融人才奇缺；金融中介机构发育很不成熟；短期内难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金融区体量和集中度不够，无法聚集更多金融机构。

　　必然选择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走大国模式，将上海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强对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主体的辐射与服务，立足人民币资金市场，形成内需主导型金融中心策略，为人民币未来国际化和本地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沟通融合提供主导性服务。离岸金融、外币金融市场的发展虽然短期内可以丰富金融市场品种和服务类型，但不宜喧宾夺主。在政府主导的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将政府功能更多地定位于培育市场主体、为市场主体创造优良环境和成长的基础条件及基本秩序，避免政府机构干预、过分包揽市场机构应承担的活动与责任，使市场和经营主体的活力与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上海须大力吸引各类重要金融机构来沪集聚，在市场体系建设中重点加强法规制度和监管体系建设，以有力而切中实际的有效措施不断改善商业环境和人才环境。

　　一是大力吸引各类金融机构来沪发展，形成集聚效应，深化市场体系和功能。金融机构可以区分为具备资源配置核心能力的银行、资产管理机构等核心金融机构，以及为资源配置功能提供基本条件和支持的辅助性金融机构。要吸引这些金融机构汇聚上海，除常提及的税收制度、政府管理与服务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容量和规划。

　　具体地，陆家嘴具备作为金融区的地理和规模条件，但目前功能不够集中和纯粹，与金融行业无关的大型机构和设施可能会影响其规划实施。金融区规划应考虑长远发展，为金融区扩展留出余地，以避免金融区分拆两地和未来过高拆迁成本带来的不利。政府应统筹安排陆家嘴金融规划区域的土地用途，以政策和经济杠杆调节用地的真实目的。

　　二是宽松的税收和政策环境。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需要一个资本和实力积聚的过程，才能不断实施强有力的发展规划。在金融中心建设初期，宽松的税收环境仍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上海在金融企业税收及企业高管个人所得税方面执行了相当有吸引力的政策，对国际国内不少金融机构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三是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的政策环境。在中国大多数大城市加大吸引人才力度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城市规划和各方面政策联动，优先保证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需的金融人才，特别是高层次金融人才落户、入籍、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要，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环节。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金融机构须设法保留公司骨干员工，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不断充实新员工，以在组织和人员上确保公司战略的贯彻和落实。如果金融中心城市能提供丰富的人才储备，又能为公司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户籍政策、福利政策、退休养老保障和医疗卫生条件等，将促进金融机构与金融中心城市相互激励、共赢发展。

　　四是与金融业务相关的专业服务体系、设施和机构。政府对金融机构及金融类服务机构的设立和运行出台支持性政策和措施，同时强化市场和行业的规范与专业管理，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专业化、高效运作的服务体系和市场发展的环境条件。

　　此外，明晰的法律、稳健的政策制度环境和良好的商业氛围也是十分重要的成功条件。（作者系泰康人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