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论下无进步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曾引起学者对人口暴涨的恐惧，全世界也对“谁能养活中国”提出质疑。不过，中国有幸出现了袁隆平这样的农业大家，联合国认定他以杂交水稻技术多养活了中国的一亿人口。2006年，袁隆平提出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的设想和建议，用5年时间，到2010年，全国推广“种三产四”丰产工程6000万亩，产出现有8000万亩的粮食，等于增加了2000万亩粮食耕地，又可多养活3000多万人。　

　　就在中国奋力增产粮食的时候，美国却将大量谷物用于生产替代能源，造成全球粮食供应减少，美国的这种利己行为成为全球粮价上涨的一大动因。如果说，美国此举是为了减轻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革新”措施，那么，在全球尚未完全告别饥饿的背景下，以一种“稀缺”资源代替另一种“稀缺”资源的行为，必将破坏另一种产业链条，充其量只是富国的游戏。 寻找可替代资源并不是哪一家的事情，应该建立全球协调机制，在不破坏全球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进行。

　　“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歌手何勇的《垃圾场》，又隐约回响在耳旁。

　　共赢才能幸福

　　追求幸福，自然要实现资源共享。如何实现？只能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只有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市场才是公平的，也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优胜劣汰和竞争机制，这也恰好是西方自由主义捍卫的法则。

　　在部分西方人的意识中，中国人赚钱了，变富了，好像就会妨碍他们的幸福生活。茅于轼对此提醒说：“这个问题是有特别大的重要性：别人赚钱对我是好是坏？如果别人钱多，对我是坏事，或者说我所以穷就是因为你富了，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贫富总是有的，不管是哪个社会就有。我所以穷，是因为你剥削我，把我剥削穷了，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因为别人越来越富，我也可能变富。”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不同，自然会产生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理解。“一个人赚钱靠别人，另一个人说我在孤岛上能赚到钱，没有这种事。他赚钱靠别人，而这个别人也赚钱。你不可能做一个买卖赚钱，就把别人搞亏了，没有这样的傻子。我是一个赚钱的人，你也是一个赚钱的人，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我跟你是一样的人。你能赚，我也能赚，正因为你赚钱，我才能赚钱。”茅于轼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讲信用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这样写道。如果发达国家不愿意让发展中国家分享更多的资源，这个世界就只有靠武力取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