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借用钱钟书式的表达，出于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便动念一窥那只产蛋的鸡的风姿的阴暗心理，笔者一向爱读出版家的回忆录，或回忆出版家的文字，诸如赵家璧、陈原、沈昌文，或者贝内特·瑟夫的《我与兰登书屋》等等。一方面是类似“窥淫”的“不良”动机使然；另一方面，无论哪个国度、哪个时代，新闻出版那摊子事，是最能反射斯时斯地人文环境的温度、湿度的晴雨表，读出版人的心路历程，客观上等于顺带读了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史、经济生活史、风俗世相史及文化人内心或挣扎、或亢奋、或激进、或颓废的精神受难史，不失为一种一石数鸟、效率颇高的“悦读”。

　　 虽说如此，当这部跟踪多时、好不容易花重金购得（加上消费税，书价近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近700元）的逾650页的豪华版“砖头”，终于从东京的书店快递到寒斋时，我竟一时未能像往常那样立马展读，在手中反复摩挲了两个月后，才“恋恋不舍”地读下去。阅读的过程，也很难说完全是“悦读”的快感，大半混合了某种心痛、困惑的情绪。心痛，是类似读中国近代史般的心痛；困惑，是因为今天的出版业，无论之于哪个国家，与金融、制造业、观光业等行业相比，都是不折不扣的“小众”产业，小众到几乎要重新修正关于大众传媒出版的定义的地步。但纵然如此，依然有出版家能推出厚重如此的著述，依然有虽然急剧小众化，但却不至于被消灭于无形的铁杆读者，那个国度的文人有福了。这样想着，困惑之余竟有了一种羡慕，一种陶醉。

　　 小尾俊人（Toshito Obi），之所以成为东洋知识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不仅因为其本人就是学富五车、卓然有成的人文学者，更因为这是一个频繁见诸各种学术著作、学刊的版权页上的名字，无论作为责任编辑，还是出版发行人。1922年（大正11年），出生于东北地方的长野，18岁（1940年）“进京”，入羽田书店，开始学码字、做编辑。1943年（昭和18年）冬，以“学徒出阵”被征兵入伍，在“晓部队”当通信兵。不到两年，日本战败。战后，与山崎六郎、清水仗男一起创立“Misuzu书房”，主持编辑事务，直到1990年（平成2年）退休，凡45载，把一间简陋的书店办成了举足轻重的学术出版机构，成为东洋知识社会一道坚硬的风景线。用日本作家池内纪的话说，“吾未见从粗陋的社屋中接连不断地推出秀作如Misuzu书房者。”这是一个不折不扣与书打了一辈子“魔鬼”交道的出版人：直到耄耋之年的今天，仍保持着每周4次定期造访神田-神保町旧书店街的习惯，或淘书，或在熟悉的咖啡屋与友人小坐，有一搭无一搭地谈些关于书的事、关于书的人。

　　 作为一部出版家的回忆录，《出版与社会》首先是一部出版思想史，是前辈资深专业人士对一生念兹在兹的出版事业，乃至人类出版活动的追根溯源的反思。“自与出版发生关系以来，经历了漫长岁月。被称为出版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复合体。若扪心自问‘何为出版’的话，至今仍感困惑不已。”“公害，是一个人们闻之久矣的语汇，但如果不是指自然公害，而是从精神、社会公害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我们生活空间中的污染度的话，出版界的参与确实很深……从入社学徒时起，做梦都没想过要成为制造那种玩意的编辑者。”作者的困惑，从侧面诠释了现代出版既有物化的属性，同时也有超越物化一面的“两面性”。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卷首开宗明义道：“人，生而欲知者。”作为出版的物化形式的书籍，一方面是“纸”，另一方面是文字与文字的结合物（语言）的载体。这种载体通过人的感受性与想象力，赋予人把过往的经验（记忆、知识）在当下重温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反过来强化了人的感受性与想象力，从而赋予人更强的行动力。500年前，以发行最早的定价图书目录而闻名于世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阿尔丁出版社（Aldus），把象征速度的海豚和象征沉思的锚交叉相绘的图案作为其出版物的Logo，并在上面加了一句卡丁文“Festina Lente”（“快，但要沉着”），意思是务必理解书中的新知，展开想象的翅膀，但同时也要对自身的心智和行动深思熟虑。这表明早在近代出版业兴起之初，大众媒介的“两面性”便已然为人所察觉并有所警惕。可以说，这种对出版的批判性认识，伴随了现代出版业从发生，到发展、坐大的全过程。

　　 书籍，作为纸张与油墨的物化组合，确实是“物”。但一叠纸一旦被印上文字，进而做成书的模样，便会产生某种不可思议的“场效应”；而一批书，齐整地排列于书房的书架上，仿佛一队无言的伍者，会对人的内心产生某种无形的压力。东洋自古有种不成文的禁忌：不可以从放在榻榻米上的书上跨过去。所谓“精神通过物质，却超越物质”、“甲的良药是乙的毒酒”，书籍正是集物化与精神两种属性于一体、内涵二律背反之矛盾的“危险存在”。

　　 同时，正如书名《出版与社会》所表达的那样，出版作为伴随着近代社会的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活动，既无法脱离不特定的读者而存在，更离不开作为媒介的出版机构的产品化操作。用德国文豪托马斯·曼在最早出版“万有文库”丛书的雷克拉姆（Reclam-Verlag）出版社百年社庆演说中的话说，“出版社在出版这个精神性事业中，不是独奏者，而是指挥者。”

　　 作为生涯和职业经历横跨从大正到平成3个时期的出版家，小尾对自己学术回忆的定位是“从大正民主到二战终结的出版历程再现”。之所以未涉及战后的情况，是因为顾及“还有活着的人”，“而不依凭印刷物的资料的写作，会流于自己的主观感想”。此语道破作者的诉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旨在以实证的形式，抛开自身，再现彼时的空气和动静”；“对同一现象，从多种视角聚焦，以逼近客观性”。为此，不惜从明治、大正、昭和时代卷帙浩繁的报章杂志中旁征博引，不仅有当事者的证言、照片，还辅以当时出版物的图版、书影，以佐证自己的历史记述，导出学术性判断，可以说无一字无出处。按人名统计，被引用者超过260人，诚可谓是一部实证主义案例研究的范本，相当程度上复原了一部重峦叠嶂、复调浓墨的日本现代出版史。

　　 从经过1923年（大正12年）关东大地震的浩劫，书刊大量焚毁，国民精神也濒于死灭的极度绝望的废墟中，讲谈社创始人野间清治窥见一线商机，创刊大众杂志《国王》（《King》），以150万册的发行神话，使那些“虽然识字，但精神却消极被动、缺乏主体性与批判意识”的普通国民成为传媒文化的受益者，并意外奏响了现代出版大众媒介化的先声，到改造社老板山本实彦率先推出低成本印刷的“元本”（即1日元1册的简装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以应对劫后青黄不接的严肃图书出版市场的困境，引发“元本热”；从著名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与之对抗，推出“文库本”战略，使学术“袖珍化”，到新潮社、平凡社等出版机构纷纷卷入白热化的商战，出版大鳄们竞相在竞争中燃烧自己的理想、情热和财力，山本实彦（改造社）、岩波茂雄（岩波书店）、下中弥三郎（平凡社）等一代国民出版家的人间群像呼之欲出；到围绕河上肇（早大经济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译《资本论》的出版风波，民间出版社如何与国家权力的干预周旋；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军国主义化的“暴走”，中国大陆战云密布，日本国内舆论规制升级，新闻检查和出版弹压事件层出不穷。1932年，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因出版小说《蟹工船》被捕，被控犯有冒渎天皇的“不敬罪”，翌年遭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警视厅“特高课”的虐杀。为此，中国作家郁达夫、茅盾、鲁迅、丁玲等人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的活动……至此，日本终于一头扎进法西斯主义的不归路，国民的言论自由完全被封杀。

　　 难能可贵的是，小尾作为昭和时代的过来人，不仅见证了从出版走向大众媒介化之初的繁荣到言路被窒息的全过程，而且通过如此扎实的实证性案头工作，为读者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此著连同其与新闻出版有关的其他几种已面世著作，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昭和出版“良心史”。而其中有些个性化历史记述，几乎成了弥足珍贵的“小尾版”孤证。如其在前著《书之诞生以及诞生之后》（幻戏书房，2003年版）中所描绘的1940年（昭和15年），作者作为羽田书店的新职员前往内务省警保局“纳本”（按战前日本《出版法》和《新闻纸法》，所有出版社均有把出版的所有种类的出版物送交内务省检阅的“义务”）时所目击的一幕：

　　 “我从内务省的窗口往里张望，但见众多官人（即公务员）把书摊在办公桌上在埋头读着，在检阅，在挑错——就是说，他们在工作。我想，这大约就是所谓的集团阅读吧。事实上，在为他们感到遗憾的同时，竟然也有些羡慕他们。之所以羡慕，是因为自己忙得几乎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呢。”

　　 这种略带讥讽口吻的奇妙描写，令人联想到卡夫卡小说中的情节。幸也罢，不幸也罢，日本现代出版业在大众媒介化量产时代的开端，竟与新闻检阅制度的全盛期微妙地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