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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催生中美合作亮点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四大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发生一定的经贸纠纷是十分正常的,但互利双赢的合作领域可以说也是俯首皆是。在全球气候变暖、能源价格攀升的背景下,能源与环境合作正是能够催生中美经济合作亮点的领域。
事实上,在前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能源与环境合作始终是双方对话与合作的重点。美国向中国转让第三代核电技术是首次战略经济对话的重大成果之一,第二次对话双方商定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合作,而在第三次对话中,中美达成了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十年合作规划。在第四次对话前的多次磋商准备回合中,王岐山和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特别代表亲自指导十年合作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体现了双方对这一领域合作的高度重视,并已原则达成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因此,双方最终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是水到渠成,反映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也体现了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责任。
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之后,中国实现政府换届,王岐山接替吴仪成为战略经济对话中方掌舵人。第四次对话的成功举行说明,中国对于这一对话机制是高度重视的,中国对美经济政策是稳定延续的,中国在对话中作出的承诺是可信的。需要注意的是,再过几个月,美国将选出新的总统。这也意味着,作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最初的发起人和推动者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即将离任。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获胜,王岐山都将面对一位新的美国财长作为对话伙伴。中美在能源与环境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达成十年合作计划,有助于降低未来美国政府方面可能不止一次的人事更迭对这一对话机制的影响,推动战略经济对话进一步向机制化、长期化的方向发展,真正成为两国探讨经济关系中长期的、战略性议题的有效平台。
美国“上心”对外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企业将非战略产业的制造能力转移到中国并通过贸易实现产业对接,这是造成中美间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美国跨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据中国美国商会统计,中国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纽约时报》曾评论说:“看上去中国好像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但实际上真正的利润还是被美国等外国公司拿走了”。随着中国逐步提高环保要求、通过新《劳动法》以及要求各地注重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质量,美资企业开始担心中国多年实行的对待外资态度是否在改变。
美国对投资问题如此“上心”是有其道理的。通过回顾美国国际收支状况可以发现,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始终是贸易逆差,并且近年来逆差额还迅速上升。而支持美国长达30多年贸易逆差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美国对外投资收益。如果美资进入世界上经济最富活力的中国市场的投资渠道不再畅通,美国自然是坐不住的。
同时,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对外投资需求水涨船高,对外投资规模和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但中资企业对美国市场和法规还不是十分熟悉,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等事件让中资企业的疑虑进一步上升,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也越来越受到美方关注。
如今,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上升倾向,两国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显示双方都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签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重要性,为两国对外投资提供稳定的投资环境。美方特别表示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中方则强调中国国有投资公司的投资决定完全基于商业目的。
中美经贸关系:最重要也最复杂
近年来,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利用科技、金融优势先后推动了互联网和房地产投资热潮。但热潮过后,美国经济运行终究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中美两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补性和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已使中国成为对美国经济而言最重要国家之一。
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华投资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随着中国技术水平和工人技能提升以及入世后贸易环境改善,美国制造业加速转移来华。在这一新构建的全球制造业链条中,美方占据的是品牌、设计、销售等利润丰厚的环节,中国承担了中间的制造环节。“中国制造”已成为美国企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
二是双边贸易使美国消费者受惠。中国是美国国内日用消费品的主要供应方。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有助于压制美国物价涨幅,缓解通胀压力;
三是国债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长期利率维持在低位,美国消费者的贷款利率下降,资产价格受到支撑,从而有助于刺激美国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者,而中国通过逐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加强中美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美国巩固其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能力,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增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只要中美两国领导人发挥高度的政治智慧,利用好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机制,一定能使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中美经贸关系排除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