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于价格调整 而在于理顺定价机制

　　 不尽快通过完善定价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改变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政经博弈中不仅会因此受缚，而且经济中的风险也会加大。建议将目前的政策组合——紧价格干预＋产品补贴调整为：松价格干预＋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

　　■董小君

　　在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将受管制的柴油和电费作了一次大幅调整，这是２００５年至今第九次上调汽油出厂价格。

　　 奇怪的是，尽管作了调整，市场仍然发出了“还不够”的声音。其论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内炼油厂的亏损还在继续。在此次上调成品油价之前，国内炼一吨油就要亏３０００元左右，１０００元的上调仅仅有助于减少炼油板块的亏损，却远未达到理顺成品油价格体系的地步，也不意味着国内油价已实现市场化。二是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价差仍然很大。国内油品价格维持在低于国际市场价１／２－１／３水平。此次提价弥补价差的比例不足５０％。

　　 人们仍在猜测：政府今后是否还要调整能源价格？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燃油提价是正确的一小步”。为什么是正确的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呢？笔者认为这次政府对能源价格调整方向是正确的，但并不“彻底”。在当前通胀压力下，不在于价格调整，而在于理顺定价机制。

　　价格管制：

　　扭曲定价机制，供给短缺更加严重

　　 目前，我国政府对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实行价格管制。一方面是对电、油、气、粮等产出品实行上限价格管制，即政府对这类商品规定一种最高价格，使价格处在市场均衡价格以下。另一方面，对投入品即土地实行价格下限管制，即政府对这类商品规定一种最低价格，使价格处在市场均衡价格以上。

　　 我国政府对电、油、气、粮的上限价格管制的效果如何呢？下面作具体分析：

　　 （１）对油的上限价格管制。目前，我国石油的定价机制是：中国的原油价格与国际接轨，而成品油零售价则由国家高度管制。在国际油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这一政策取向造成了国内原油价格与成品油价格的倒挂、国内外成品油价格的倒挂和国内成品油批发价与零售价的倒挂。国内炼油企业不堪重负。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由于以石油为主要原料的产品价格没有管制，外资在中国生产这类产品出口获得暴利，以变相方式赚取石油差价，这等于制造业发达的中国以低廉的油价补贴全世界。

　　 （２）对电的上限价格管制。目前，我国电的定价机制是：政府定电价和电煤价，焦煤等其他煤炭品种由市场定价。２００７年以来煤价大幅度上升，令发电成本上升，电力系统亏损。这次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了２．５分钱，但是如何在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这一电力供给链条上进行再分配，又产生新的矛盾。因为，提价的２．５分钱中，约６０％－８０％分配给发电企业，约４０％－２０％分配给电网企业。这有失公平，因全行业亏损主要是发电企业亏损，而电网企业并不亏损（因电网边际消费成本为０），发电企业“牢骚满腹”也由此产生。

　　 不可忽视的是市场开始与政府博弈，为了绕开政府对电煤价的管制，企业开始压缩电煤生产，改为生产焦煤等其他煤炭品种，结果使电煤供给量减少，博弈的结果，迫使政府最终还得放开电煤价格。政府是管了这头，管不了那头，“按下葫芦又起瓢”。

　　 （３）对天然气的上限价格管制。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明显低于其他可替代能源的价格，据测算，目前天然气价格仅为原油价格的３０％左右，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天然气与原油比价通常在０．８４－１．２１之间。进口天然气价格与国内消费价格倒挂的现象，不利于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这次汽油、柴油价格上调，液化气、天然气价格不作调整。原本价格就偏低的气价，对比之下显得更低，严重打击了天然气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导致国内天然气市场供需失衡。

　　 （４）对粮食的上限价格管制。目前，我国粮食定价机制是：粮食价格政府管制，化肥、农药由市场定价。为了稳定粮价，补贴农民是政府采取的首要平衡手段，其次是运用储备粮进行市场供求调节。靠政府不断向市场拍卖国家粮食库存，抑制了市场粮价的上限。反映到市场相对价格上，就是粮价成为一个“低谷”。这直接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对来年的粮食生产，不是刺激增产，而是减少生产的信号。今后几年，我国将面临粮食市价大涨的危险。如何在稳定价格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之间进行平衡，成为考验中国政府的命题。

　　 政府在对电、油、气、粮实行上限价格管制的同时，对土地实施下限价格管制。目前，我国土地供给是“完全垄断市场”，即政府征地和独家供地制度。这实质上是一种下限价格管制。在这轮宏观调控中，政府将信贷和土地作为两个“闸门”，一直在收紧。由于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直接导致土地成交价格偏高。再加上土地供给的特殊性——土地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我国管制政策从源头控制了土地供给，其结果是直接推动了房价上涨，政策手段与控制房价的政策目标相矛盾。

　　 通胀本来就是过多货币（或购买力）追逐太少的商品和服务的结果，而价格管制，使供求更加失衡。产出品实行上限价格管制与对投入品实行价格下限管制，这两种政策组合直接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使得原本供给短缺的现象更加严重。干预价格固然短期内迎合了作为消费者的老百姓，却伤害了作为生产者的老百姓。这无异是中国“养猪故事”的再版：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饲料粮价格先放开，但生猪还按政府定的低价收购，当时农民就发过这样的牢骚：“议价饲料平价猪，谁养猪谁是猪！”

　　国外教训：

　　价格管制并不是治理通胀的好办法

　　 发达国家实践表明，价格管制不应成为反通胀的工具。

　　 在美国，尼克松时代发生过两次价格管制，第一次发生在１９７１年的工资价格管制，冻结工资物价的时间段只有８月－１１月。第二次价格管制发生在国际油价飙升的１９７３年６月－８月，价格管制使美国国内石油价格从１９７４年开始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尽管美国通过各项“指名补贴计划”实行进口石油的补贴，但美国国内石油产量仍持续下降，同时鼓励了石油消费，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将国际石油价格推到了历史高位。两次实施管制的持续时间并不长，后来人却把整个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衰退乃至末期的“滞胀”都归罪于尼克松。１９８１年，里根总统终止了对国内原油价格的管制，随着国内外油价接轨，美国本土原油生产增加、进口下降，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下降，从每桶３２美元跌到了每桶１０美元。

　　 美国实践表明，用价格管制来控制通货膨胀是轻而易举的决策，而且常常会立竿见影，但结果则是为通货膨胀火上浇油，使得通胀只能作时间上的延迟，一旦放开价格，就会发生报复性反弹，管制的时间越长，反弹的幅度就越大。尼克松在１９７３年实施价格管制的两三个月内，价格水平控制在５％的区间，但是价格放开之后，在几个月内就飙升到１２％以上。格林斯潘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说过，美国实行价格管制的经验就是再也不能实施价格管制了。

　　 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长期补贴油价将加大财政风险。印尼为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付出的代价不能不引以为鉴。石油天然气部门曾经是印尼的“金牛”，一度提供了１／３以上的出口收入、１／５的中央财政收入；但由于印尼实行多年的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损害了石油公司的盈利和发展能力，随着国际市场油价的上涨，这头“金牛”已经成为印尼财政流血的伤口。在国际油价暴涨压力下，一方面，印尼政府在国内需要支付更多的燃料补贴；另一方面，印尼需要更多外汇进口石油。正是在这种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双重压力下，近两年印尼盾汇率一泻千里。

　　政策调整思路：

　　放松价格干预＋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

　　 定价机制的不完善，不仅不利于政府通过多种政策手段缓解市场压力，更不利于调节过度的需求。不尽快通过完善定价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改变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政经博弈中不仅会因此受缚，而且经济中的风险也会加大。在通货膨胀压力下，现有的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

　　 建议将目前的政策组合——紧价格干预＋产品补贴调整为：松价格干预＋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

　　 １． 外生成本型通胀下，中国应放松价格管制。政府干预经济的前提是“市场失灵”，但目前的物价上涨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供求失衡”，这需要决策部门作出准确判断。笔者认为，目前的物价上涨是“供求失衡”而不是“市场失灵”。从根本上说，国内资源要素的成本压力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国际因素的影响。在输入型通胀下，管住国内的物价，并不能够抑制通胀风险。

　　 现阶段，“堵”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重在疏导，即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供求矛盾，一方面，要加强供给管理，即松动价格管制，促进生产，加大供给；另一方面，加强需求管理，尤其是要抑制政府需求，减少政府投资项目。

　　 ２． 调整现有的补贴方式。我国长期油价补贴，不仅易遭国际指责，而且也会使财政不堪重负。２００７年国家对油价的隐性补贴超过２２００亿元，占ＧＤＰ比重为０．９％，随着国际油价大幅上升，今年对油价的补贴有可能会超过ＧＤＰ的１％。在政府需要花巨资进行地震灾后重建的同时，油价补贴就成为新的财政负担。

　　 价格补贴要有针对性。本来，政府实行价格干预措施，除了要抑制通货膨胀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低收入人群。但是，目前政府对产品价格的补贴制度不符合经济效率和公平原则。粮食价格补贴，对低收入人群是有利的，但电价、油价补贴，则对收入较高的人有利。结果是，政府一部分支出被用于并不特别需要帮助的那些人。而且过多的价格补贴不利于降低需求，与抑制价格上涨目标相悖。

　　 此外，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开放经济下，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物价上涨压力是相互传递的，通胀已成全球局面（已有５０多个国家通胀率达到双位数），中国硬是要实现４．８％的通胀目标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不必太介意短期通货膨胀数据，更不必为通胀牺牲必要的增速，与其他国家以及中国历史相比，我国目前通胀仍在可容忍的范围内（７％－９％）。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