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目击缅甸金三角戒毒：烟农用甘蔗驱逐罂粟

　　它是让世界闻之而胆寒的区域，它是世界上最恶名昭著的毒品原产地，它的鸦片产量占整个世界70%以上——它是金三角。

　　100多年来，这个地区罂粟花开花谢，夹杂着的枪声也此起彼伏，搅得周天寒彻。

　　第21个禁毒日之际，本报特派记者从云南省临沧市南伞口岸进入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掸邦第二特区（佤邦），深入了解这块还未从战火与贫困中摆脱出来的土地，试图通过对该地区社会生态的第一手观察，解读禁毒道路背后的艰难与复杂。

　　果敢边民用夸张的语气说：“哪个村有人还种罂粟，就把村长扔进一个只容一人站立的深坑，让他自生自灭。15天后，如果他还活着，就拉出来放生了。”

　　从金三角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一般替代种植也许可以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但满足不了这些民族武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在现阶段，毒品买卖仍是这些民族武装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一状况在短期内无法改变

　　暮色苍茫间，一条新修的大道异常醒目，尽头处就是云南省临沧市南伞口岸。巍然矗立的国门外，对面灯火阑珊之处，隐隐忽现着的就是缅甸。

　　南伞是一句傣语，翻译成汉语就是“送公主出嫁的地方”，跨过此地，就进入了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境外毒源地——金三角。

　　1992年，中国政府开始鼓励企业到缅甸、老挝等国发展替代种植项目：用甘蔗、橡胶和杂交水稻等农作物替代罂粟种植，从毒源地遏制毒品的生产和销售。

　　“境外缅北罂粟种植面积从2004年的120万亩下降到2007年以来的23.4万亩，极大地压缩了境外罂粟产量和制毒能力。”云南临沧市禁毒委副主任、市公安局局长梅盛斌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这项体现中国国际援助精神的行动计划，被国际社会赞誉为“全球禁毒史上的一大创举”。

　　老街前后

　　从南伞口岸出境，就到了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果敢口岸不似想像的那样穷陋，道路两旁的房屋，大多数是砖混结构，柏油路的表层沥青早已被磨去，露出了葡萄大小的石子，道路两旁的地里种满了甘蔗，一直绵延到山脚。据司机介绍，这就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帮助果敢人民种下的，有1万亩以上。由于刚下过雨，甘蔗叶子上还挂着水滴，清风吹过，像珍珠一样滚落下来。

　　汽车行驶了10多公里，到了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驻地老街市。映入眼帘的老街跟中国的边境小城差不多，川味饭馆、广州时装、上海百货等汉字招牌比比皆是，鲜有用缅文书写的匾牌，毫无异国他乡的感觉。

　　历史上的老街，是金三角地区毒品贸易的中心集镇，这里高温的气候和湿热的空气产出了优质的鸦片。烟农们买卖鸦片的场景如同买卖一般日用品一样自然，在每年一度的烟会上，鸦片交易量高达200吨以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烟会才从这里销声匿迹。

　　今天的老街，已经成为第一特区政府和果敢同盟军总部的所在地。在老街的农贸市场里，从小吃到副食到日用小百货更是五花八门。一个卖服装的小贩的铺子里，挂满各种休闲衣裤。闲谈之中小贩告诉本报记者：“我是湖北人，在这里做了好几年服装生意了。我们湖北人几乎都是做服装的。”

　　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人民币，1元人民币可以兑换约130元缅币，商店的老板绝大多数也是中国人。两个人饱餐一顿四川炒菜或云南风味的花费一般50元，物价与国内相差不大。“饮用水和蔬菜都是从南伞那边运过来的。”店老板说。

　　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移民到缅甸果敢地区的约有21万人（包括流动人口），其中老街就有11万多人，主要以汉族（缅政府称为果敢族）为主，他们通用汉语，其他还有彝、傣、傈僳、佤、崩龙（德昂）、苗等民族。

　　继续向前，便到了老街的商务中心，窄窄的小街中突兀地夹杂着大红色的光芒耀眼的几处博彩厅。所谓的博彩厅就是赌场，一栋三层楼，贴白瓷砖，镶黄窗框的大楼每到夜晚就热闹非凡。一楼接待小赌客，只赌百家乐，最小的台面下注额从10元人民币起，最大的台面100元起，1万元封顶，据说三楼的贵宾室有更大的赌台。

　　老街深处有一座守卫森严的高宅大院，这里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的住宅。彭家声在当地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18岁从军，在金三角拼杀了近50年，凭借手中的双枪为自己赢得了“果敢王”的称誉，如今他已是78岁的老人了。

　　毒品交易曾经给果敢地区带来了无数的黑金。在老街有一个颇具现代气息的商业区东城区，这个商业区就是大毒枭刘明投资1亿多人民币修建的。

　　有实力控制金三角的人物大都会被冠以“枭”字。1995年偷渡到金三角地区的刘明最初身无分文，在向中国境内疯狂走私毒品2吨多之后，成为了果敢富豪并担任了第一特区政府开发部副部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海洛因在果敢地区泛滥，这种白色粉末给种烟者带来的危害令彭家声始料未及，对辖区内的吸毒者和制毒者，彭家声开始采取强制措施。

　　实行禁种后，特区政府在老街投资开设了戒毒所，开始对吸毒者实施强制戒毒。现在，这里每年收戒吸毒人员大约200人左右，他们当中很多人以前就是种植罂粟的烟农。

　　2002年1月，毒枭刘明在自己投资的商业街上暴尸街头，而开枪击毙刘明的正是彭家声的军队。在这一年，彭家声决定在掸邦第一特区全面实施罂粟禁种，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只能挥泪斩马谡，除掉自己身边那些声名狼藉的毒枭。

　　果敢边民用夸张的语气说：“哪个村有人还种罂粟，就把村长扔进一个只容一人站立的深坑，让他自生自灭。15天后，如果他还活着，就拉出来放生了。”

　　殖民者强推鸦片政策

　　在金三角，罂粟曾经意味着一种生存状态。

　　每年9月，烟农们撒下罂粟种子，第二年的3月，满山遍野罂粟结果的时候，硕壮的罂粟果压弯了枝头。用特制刀具在成熟的罂粟果上轻轻一划，立即就有四道白色的浆液从果皮上汩汩渗出。

　　次日上午，烟农们再用半月形的小镰刀小心翼翼刮下半凝固状态的黄色烟膏，抹在一块光亮的铁板上，积累到一定数量时，扯下一些罂粟花瓣，把烟膏层层包裹起来，放入随身的筒帕内。

　　4月份，各地的鸦片交易就热闹上场了。烟农们用出售鸦片的钱换来盐巴等日用品，在他们的观念里，鸦片不是毒品，而是药，或者是赖以生存的农作物。烟农并非一次性卖掉鸦片，而是留下大部分保值，需要购物时再切下一块售出。鸦片的计量单位可以作为货币单位使用，他们会围着一头待价而沽的牲口说：“这头牛值一拽(1拽＝1.625公斤)大烟。”

　　19世纪初，西方殖民者把罂粟带进“金三角”，强行推行鸦片政策，罂粟种植区就在“金三角”迅速扩大并深深根植于各民族的生活之中，成为山民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100多年来，鲜艳的红白罂粟花朵开遍了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带的平坝山间。2002年禁毒前，掸邦第一特区的山区有数万人靠种罂粟为生。位于清水河的大水塘村海拔1500多米，四周山上都种着罂粟，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罂粟地与菜园子混在一起。

　　农妇王英（音）的家在大水塘村的一处平缓的坡地上。2002年以前，王家种了“三架犁”地的罂粟（一头牛犁一天的面积为“一架犁”，约合两亩），通常一亩罂粟可产鸦片1.5公斤以上。通常情况下，一个农户家每人至少要有“半架犁”的罂粟才能保证每顿饭吃上大米，过年能缝新衣服，一年买一两头牛，必要时修葺一次房屋。

　　在金三角，八成种植罂粟的农活由妇女承担。她们长期远离家人，忍受着孤独和寂寞，只身守护着山里的罂粟田，期冀着来年的好收成。“春节到，满山遍野罂粟花，每天早晨我去大烟地里收钱，有了大烟我们就有了生活……”

　　“我们自己哪一个都会种。只要是30岁以上的人都会种大烟，这是很普遍的，大烟就像青菜，可以用豆腐水蘸着吃很香，它的包包划一下就出浆子了，坏就坏在那个浆子上。”彭家声2006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

　　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的总面积2900平方公里左右，有超过70%的土地都属于高寒山区，高温的气候和湿热的空气出产金三角地区最优质的鸦片。高峰时期，这里的鸦片年产量可以达到400吨左右。

　　随着毒品加工技术不断改善，鸦片（Opium）进化到纯度极高的4号海洛因（Heroin 4#）。这些衣衫褴褛的烟民并不知道，中间商从他们手中买走成块的鸦片，再由重兵押送的骡队把鸦片以翻倍的价格卖给海洛因提炼厂；炼制出的海洛因，通过各种渠道销往世界其他国家。

　　毒品的利润越来越大，制造商、运输商、销售商等从中获得的都是巨额财富，而真正的罂粟种植者只是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鸦片没有让烟农们富裕起来，他们的生活状况和10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能有8个月的口粮就是条件不错的人家，有些人家的粮食只够吃3个月。”果敢的官员说。

　　用甘蔗“驱逐”罂粟

　　2003年的一个清晨，果敢县东山区区长何自强郑重地告诉辖区下的烟农，把罂粟铲了，地里改种甘蔗。烟农立即嚷开了，谁都不理解，难道甘蔗比大烟还值钱吗？眼睁睁看着以此为生的罂粟被成片地捣毁时，他们失声痛哭。

　　何自强坚持种甘蔗已有10多年，他说：“通过引导、发动，很多群众都积极参与到甘蔗产业发展中。”

　　位于“125”国界缅方一侧337亩的甘蔗林是镇康县南华糖业公司（下称“南华糖业”）在果敢县的一个产量高、含糖高的“双高”甘蔗原料发展基地。1995年起，南华糖业在果敢县搞境外替代种植项目。

　　“在甘蔗种植扶持方面，我们对果敢地区给予了特殊的优惠政策。除了有偿提供种苗、化肥、农药、地膜等正常蔗用物资外，每亩又给予100元有偿现金扶持，而利用水田种植的每亩则给予200元无偿现金扶持，两项累计投入的扶持资金已达6300多万元，解决了种蔗农户资金不足的困难。”南华糖业总经理罗世阳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南华糖业的甘蔗种植规模从首期50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9万多亩。“预计2007／2008榨季甘蔗产量可达35万吨以上，蔗农蔗款收入可达7700多万元。”罗世阳说。

　　云南省商务厅提供给本报记者的报告显示：2007年，云南省共有102家境外替代发展企业，新增投资4.11亿元人民币，实现新增替代种植面积65.3万亩，相当于占用了能够生产650吨鸦片和65吨海洛因的土地空间。

　　位于老街5公里外的一处村庄，叶娥（音）正在地里给玉米松土，她告诉本报记者：“第一年种玉米、甘蔗的时候，心里没底，不知收成如何。”叶娥家原来种有2亩罂粟，一年能收两拽鸦片，每年有近6000元人民币的收入。

　　当问到是否了解罂粟的危害时，从未上过学的叶娥茫然摇头，她只知道“种大烟”可以使全家不会饿死。“最怕的就是得病，因为根本没钱医治。”她说。2004年起，叶娥家在坡地上种了30亩甘蔗，2007年甘蔗收购价是每吨225元，刨去成本后能赚1万来元人民币。

　　“9万亩的甘蔗林中有5万亩原来是种罂粟的。现在，98%的果敢老百姓选择在自家的地里种甘蔗，一批种蔗大户、种蔗能手、种植专业户及专业村相继脱颖而出。”罗世阳告诉记者。

　　此外，南华糖业累计修建了蔗区道路1750公里，投资450多万元修建三面光沟渠20多公里，蓄水池四个，蓄水可达1000多立方米，能满足近3万亩蔗地灌溉用水，甘蔗每年可增产近5万吨。

　　“甘蔗成为果敢边民唯一的经济支柱。”何自强说，东山区共有91个村，目前82个村已经通了公路、通了电，很多老百姓购买了大车、拖拉机，每到砍甘蔗季节，甘蔗地边到处都可以看到停放的各种车辆，这都得益于甘蔗种植。

　　镇康县委书记郑建奇告诉本报记者：“镇康县和果敢县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不定期就替代种植的项目进行商议。”作为边境县的书记，郑建奇到过缅甸掸邦第一特区的每个乡镇，“希望将中国的农耕技术推广到缅甸北部”。

　　2006年起，云南镇康县农业局的专家们开始培训果敢的农民种植杂交水稻、玉米。专家们在果敢县东山区民族乡的200亩示范田中，试种从中国带去的几十个水稻品种，以期从中找出最适合在这里生长的杂交水稻。

　　只懂刀耕火种农作方式的烟农习惯广种薄收的“懒汉庄稼”罂粟，对科学种田、节约良种等不能理解。专家们的计划是培养一批农业技术骨干，让他们成为星星之火。2006年底，这项试验结出了硕果，新的杂交水稻实测平均单产515.1公斤，与上一年相比每亩增产215.1公斤。

　　云南省商务厅提供的报告显示，果敢县2006年财政收入为1.78亿人民币，2007年财政收入为1.97亿人民币，同期增长近10%；在实施替代种植项目前，当地老百姓平均年收入为120元，项目实施后，目前平均年收入为1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