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农业投入是解决全球农业问题的必由之路

　　

何昌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科技投入还必须持续加强随着科技的发展、生物技术的应用和农业管理能力的提高，我们认为，不会出现由于粮食生产问题导致的世界性大饥荒

　　最近这些年，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做得非常好。中国不仅强调95%以上的粮食供应必须由国内提供，而且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政策来协调粮食的生产和供给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07年粮食与农业展望”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一个前景：农业生产增长正在减速。世界农业产量的年增长预计在今后几十年将下降至1.5%，在2050年前的20年中下降至0.9%。与此同时，粮食消费在今后30年中将从目前的每人每日2000卡上升至2450卡。粮食供给增速的减缓和人均食品消费的提高为全球食品安全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在参加防治荒漠化国际会议的间隙，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兼亚太地区代表何昌垂，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何昌垂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世界对抗饥饿和消除贫困的工作，尤其关注东南亚和非洲东部的农业生产以至海洋资源。

　　何昌垂不断对记者表示，增加农业投入才是解决全球农业问题的必由之路。对于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何昌垂的态度是谨慎的乐观。

　　1 希望粮食问题引起各国注意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高层官员，你如何看待目前的食品供给状况和未来的粮食供给状况？粮食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球是否面临着一场食品供给危机？

　　何昌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经历过一场绿色革命。得益于技术进步和高产优质品种的诞生，农业产量和病虫害防治能力都有了较大提升。目前，粮食生产总体还是能满足现有人口和新增人口的需求。

　　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接近90亿，世界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但通过对过去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认为，粮食生产的增速仍会超过人口的增速。

　　那么，粮食安全问题的症结就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到底有没有这个产量，第二是供给渠道是否畅通，第三是居民是否买得起。

　　全球现有12亿贫困人口、有8.5亿饥饿人口，虽然这其中也有突发性灾害带来的短期粮食问题，但造成这个现象的并不单是生产方面的问题，还有分配方面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生物技术的应用和农业管理能力的提高，我们认为，不会出现由于粮食生产问题导致的世界性大饥荒。

　　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提出，到2015年，全世界靠每日不到1美元维生的人口比例减半，全世界挨饿的人口比例均减半。但就整个目标而言，我们好像还是有一点担心，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在朝这个方向走。

　　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再强调，希望粮食问题能引起各国的注意，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在全球8亿多缺粮人口中，亚洲地区就占了5.4亿，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南亚。亚洲地区不应该认为，过去自身的粮食生产已经抓得很好了，现在就可以高枕无忧；还得把农业问题、粮食问题作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来抓。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人口众多，保障粮食供给的安全一直是重中之重。中国已经经历了连续四年的粮食大丰收，粮食续增潜力有限。但随着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粮食的需求又在不断增加，中国是否也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能在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何昌垂：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粮食安全问题在其他很多国家中还是一个严重问题。

　　最近这些年，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做得非常好。中国不仅强调95%以上的粮食供应必须由国内提供，而且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政策来协调粮食的生产和供给。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良好的、优惠的政策来重视这个问题。以非洲为例，撒哈拉次区域严重的粮食问题，其原因一方面是天灾人祸和政治动乱；另一方面是政策和管理不健全。

　　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帮助非洲制定了一个非洲发展新方案， 强调对农业的投入要占政府全部支出的10%。这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来自中国的经验，即不但要有一个好政策，要有一个好计划，还要保障一个强有力的投资来执行这个计划。不然，计划被束之高阁，就变为空谈。

　　中国政府和非洲各国政府在前年共同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这是中国政府在南南合作中的一个杰出表率。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当时中非论坛合作框架，不难看出大部分都是关于“三农”的问题。在中非论坛的后五年中，需要按照上述框架拿出成果。由于农业生产周期比较短，如果能帮助非洲加大对农业的有效投资，应该能在解决该地区粮食安全问题上收到成效。

　　2 增强农业适应性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人为的因素外，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人类未来将长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气候变化是否已对农业造成了全面威胁？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农业发展有哪些建议？

　　何昌垂：全球的谷物产量在去年同比仍增长了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气候变化只是对局部地区的产量造成了影响，但全球总体的生产形势还是没有改变。

　　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应该说是太大了。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表了声明，认为气候变化是我们目前最为关切的问题，如果让气候变化按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将对农业产生巨大伤害。

　　农业既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也是气候变化的施害者。气候变化主要源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按大农业的范畴，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30%。

　　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起因和影响一直有争议，我看现在已基本达成共识。最近十几年中，全球的灾难性气候的频数增加了，局部地区干旱、热浪、洪水的频数也增加了，而且灾害的危害程度也在加强。如果扣除我们对于气候灾害的预防减缓措施，气候变化危害可以说是难以估量的，特别对农业生产有着巨大的危害。

　　另外，在粮食的分配渠道上，一旦出现灾难性气候，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国家，如果交通、电力中断，其恶劣后果可想而知。

　　而且，由于气候的变化，全球的病虫害也在增加，甚至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动植物疫病。

　　人类活动使气候问题恶化，增加了动植物疫病出现的可能性，而动植物的疫病反过来对人类健康又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是一个连环性的问题。

　　农业是气候和生态的科学。所以，在农业领域不得不重视气候变化。一方面，由于农业是气候变化的“施害者”，从气候变化减缓的角度考虑，如何通过一个良好的农业耕作办法来减少耕作的温室气体排放；如何通过增加林业的管理、增加植树造林、减少荒漠化进程来减少林业温室气体排放；如何通过农业耕作中的保护性措施， 如水土保持，保持植被、增加碳汇，以及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效率， 都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很多潜力可挖。

　　另一方面，面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现实，要增强农业的适应性。从耕作管理和林业管理来考虑，不仅需要着手研究一些新的技术，培育包括抗旱的、抗涝的品种，还要强化合理灌溉、合理种植和科学管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在农业科技上的投入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根据中科院的估计，农业科技投入已经带来了数倍的经济回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科技投入还必须持续加强。

　　3 生物能源提供就业，也刺激了粮食价格上涨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两年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同各国竞相发展生物能源有着直接的联系。你如何看待生物能源对食品供给的影响？如果发展生物能源是必要的，我们如何能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何昌垂：生物能源应该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课题，但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国家并没有很明确的长远发展政策。

　　国际生物能源在当前的发展就像是一场21世纪的“淘金热”，很多国家就怕赶不上生物能源的浪潮，于是抓紧时间上项目。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一些亚洲国家都是如此，因此就出现了项目新建的热潮。这些国家只是认定了生物能源是发展方向，但对生物能源和粮食安全，社会、经济、环境其他方面的关系，却都不是很明确。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生物能源问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机遇方面看，生物能源可能提供就业机会和农民的经济收入，但也刺激了粮食价格的上涨。粮食价格上涨的因素很多，本轮上涨中也包含了气候灾害的因素。

　　对某些生产者而言，近一段时间的价格上涨是对以往农产品定价过低的调整和补偿。 同时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从中受益。那些处于边远地区、生存能力脆弱的农民，尤其是那些需要进口粮食的地区，以及城市中收入比较低的人群，就被动承担了粮食价格上涨的转嫁压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政府应该拿出财政力量和政策考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去年11月，在第34次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提出，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总体指导方针是“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国际上对这个提议就很感兴趣，我们也很赞赏此方针。但上述方针如何变成在各层次可监督实施的政策，这很重要。我们也希望看到中国能积累并提供这方面的经验，以供其他国家参考。

　　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在今年6月举办一场关于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影响的高层讨论会，评估一下目前的生物能源现状，并希望制定一个有关生物能源的宪章和政策指南，供世界各国参考。

　　4 世界银行在逐步恢复对农业的贷款规模

　　《第一财经日报》：由于农业在拉动经济和就业的优势上不如工业和服务业明显，农业的基础地位正逐步被人们所淡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农业的地位？

　　何昌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首要部门的地位不会变，也不能变。

　　中国13亿人口中，有9.47亿人在农村居住。农业不仅保证了13亿人的口粮，而且还提供了将近5亿的就业。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在农业的就业比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在1997年泰国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么多的泰国失业人口全部疏散到农村中去了，如果不是农业对金融危机的危害起到了缓冲作用，是要爆发社会问题的。因此，泰国在金融危机后对农业的认识就进一步加深了。

　　对于农业国和转型经济来说，不管怎么改变，农业都是社会经济的根本，如果不能解决温饱问题，解决种种社会问题就无从谈起。世界银行关于2008年发展报告，就聚焦农业，强调要重新加强对农业的投入。世界银行、亚洲银行业在逐步恢复对农业的贷款规模。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很快转移全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还无法创造出成倍于目前水平的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中国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其实部分地被每年的新增人口所抵消。

　　联合国粮农组织非常强调，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政府正是这样做的。但农业所需的投入太多，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太大。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和农民人口的收入比是3.2：1，但考虑到城市的补贴，有估测表明将超过了5：1。

　　在对农业的投资方面，首先仍是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在边远地区的道路、灌溉渠道、农村能源和其他农业基础设施上还有很大的投资缺口。第二方面是人才，农村教育仍是个大问题，中国还有一些乡村无法实现义务教育九年制。第三是农村医疗。振兴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还在于科技，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也应该继续。

　　目前，中国农村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移民到了城市，而知识程度很低的老幼则留在了农村。我们当然不能把年轻、有知识的人强行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过度转移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发达国家给农业人口的贴补平均一天是1亿美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农民的收入。中国不太可能拿出这么多的贴补来吸引劳动力留在农村，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继续改变小农经济的结构，通过生产要素机制的改革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同时要通过大力发展增值性农业为农业增收注入一种可能性。此外，要给农民信贷，有时小额信贷就已经够用。印度的小额信贷做得比较好。中国的农村信用社，如果不客气地说，在相当多的一些地方，信用社的贷款并没有流入到农民那里。最后，政府还应该帮助农民寻找市场。

　　总之，中国农民基数这么庞大，中国农村的问题也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不可能一天解决，也不可能通过一个模式来解决。所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中国各地区应该出台适合地区实际情况的扶植政策。

汪时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