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李云迪之后，是谁？

　　

郎朗李云迪沈文裕孙颖迪王羽佳对于年轻一代钢琴家的成长，王健的建议是“多到国外发展”；盛一奇教授认为，“每个人都要探索自己的路，一切从艺术出发。”而刘雪枫觉得，“中国音乐家要进入国际音乐圈，必须走录制唱片和巡演相加的道路。”

　　一边是郎朗提名格莱美“最佳乐器独奏演奏奖”，一边是李云迪与美国哥伦比亚经纪公司和平解约——2008年初，不论对新闻界还是古典音乐界来说，最重磅的新闻，仍是围绕这两人而展开。

　　1999年，17岁的郎朗顶替身体不适的钢琴家安德烈·瓦兹登台，一举成名；2000年，18岁的李云迪将空缺了14年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纳入囊中，轰动乐坛。“从他们作为新秀崭露头角至今，已过去八九年。可以说，他们名声上涨的速度要大于他们艺术提高的幅度。”乐评人刘雪枫如是说。

　　旅居加拿大钢琴家、乐评人朱贤杰一直以为：“中国钢琴学派如果想要像俄罗斯学派那样得到世界的公认，除了郎朗与李云迪这样的中坚人物，还需要一大批后继者。”

　　然而，中国钢琴界后继有谁？谁能横空出世，创造如郎朗、李云迪那样的辉煌？他们的成功道路究竟可不可以复制？

　　一夜成名的80后们

　　要解答第一个答案，只需翻开近几年世界各大钢琴比赛的获奖名单。

　　2001年，王羽佳获得德国第二届“塞勒国际钢琴比赛”少年组第一名；同年，留学德国的王笑寒成为第11届美国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最年轻的获奖者；2003年，16岁的沈文裕获得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两年后又摘下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钢琴比赛桂冠；2005年，孙颖迪先在荷兰举行的第七届“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中夺冠，同样来自上海的宋思衡又在法国“玛格丽特·隆―雅克·蒂博国际钢琴小提琴比赛”上夺魁。不断涌现的名字，还包括许晨馨、谭小棠、孙梅庭、张昊辰……

　　这些钢琴新秀，大多出生于1980年后——王笑寒、陈萨、孙颖迪都是1981年出生，宋思衡与李云迪、郎朗都生于1982年，而1986年出生的沈文裕和1987年出生的王羽佳，也都曾被视为中国钢琴界最有力的接班者。

　　“在古典音乐界，成名并不难。难在保持水平、保持最初的影响力。”大提琴家王健认为，在目前的国际乐坛上，“郎朗、李云迪的名字已经垄断了市场，要再出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中国钢琴家，很难。”

　　乐评人刘雪枫认同这种说法，“这两位钢琴家都签约DG唱片公司，他们分割了市场、乐迷和各自的唱片销量，DG从市场和商业的角度考虑，不会再签约新的中国钢琴家。”

　　谈到郎朗、李云迪的成功，刘雪枫觉得那几乎是无法复制的，“很多后起之秀在音乐天赋、音乐造诣上，跟郎朗他们相比，只有微小的差异，甚至比他们当年还好。但性格、机遇问题，会致使一些人无法抓住机会”。

　　朱贤杰深信郎朗的性格对他的音乐事业有极大帮助，“他有一种跟人一见如故的本事，能使不同性格的人立即被他吸引，并喜欢上他。”而且，相对于其他借助国际比赛来打响知名度的青年钢琴家，郎朗的名声是依靠一年100多场世界巡演开创的，“这是一条更为扎实也更为艰巨的道路”。

　　“郎朗、李云迪是中国钢琴家中最早进入商业模式的典范。”刘雪枫将他们的成功视为“商业市场上的成功”，但不愿把这些与艺术成就相对等。

　　王健在国际乐坛多年浸淫，看过太多默默无闻的演奏天才，“他们的音乐造诣之深，毫不逊色于那些历代大师们，但因为各种机缘，他们就是无法成为国际乐坛的明星，一直被埋没着。”

　　新秀何去何从？

　　孙颖迪在获得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大奖之后，除了“兴奋得一夜未眠”，之后便是矛盾和自我挣扎，“这个时代需要的是音乐工业，音乐家是这种工业中的一个零件。获奖，不过是使我成为音乐工业里的一个零部件。”孙颖迪知道，没有音乐工业就没有古典音乐的延续，但他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是做一个向观众、向市场妥协的演奏家？还是沉浸于艺术世界，继续探寻音乐奥秘？

　　刘雪枫认为，80后的钢琴家们身处商业时代，既是机遇，又是悲哀。“20年前，古典唱片业会有几十个人同时发唱片、做巡演，但现在，在世界几大唱片销售排行榜上，转来转去都是那几个人。”在古典音乐界饱和而有限的席位里，新人要想破茧而出，刘雪枫认为“极其困难”。

　　将孙颖迪、宋思衡一手培育出来的钢琴教育家盛一奇教授，也一直跟学生们保持频繁的沟通和指引，“他们首先是要形成自己的人生观，面对诱惑、坎坷，有自己的个性和主见。”很多时候，盛一奇教授跟他们交流的不是音乐，而是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话题，甚至包括各自的家事。

　　“不懂生活的人很难表达音乐。”孙颖迪愿意先完善自己的人格再谈钢琴艺术，甚至不在意晚成名，“当我的人格魅力、阅历、成熟度都到了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再谈成名，才是合适的。”正如钢琴家布索尼曾说的：“钢琴家必须具有非凡的智慧、修养、感觉、热情、想象力和诗情，最后还要具有个性魅力，能使上千位不约而同走到一起的陌生人产生同一感情的磁力。”

　　对于年轻一代钢琴家的成长，王健的建议是“多到国外发展，跟大的乐团和指挥家们合作”，因为中国的演出市场还不够成熟，不足以锤炼新一代的钢琴家；盛一奇教授认为，古典音乐界的成功没有模式可寻，“每个人都要探索自己的路，一切从艺术出发。”而刘雪枫觉得，既然DG这样的国际大唱片公司无法再签约新的中国钢琴家，那不妨把眼光放到SONY、EMI这样的唱片公司，“中国音乐家要进入国际音乐圈，必须走录制唱片和巡演相加的道路。用演出来锻炼自己，不同的演出就是不同规格的比赛”。

　　《亚洲周刊》曾评价郎朗和李云迪：“他们在国际音乐界赢得的认可和青睐，是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光荣与骄傲。”朱贤杰认为，“像他们那样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的钢琴家，对我们中国来说，当然是越多越好。”

　　郎朗、李云迪之后的下一位会是谁，没有任何人能预计。但王健的感慨意味深长，“音乐界充满太多机遇和巧合因素，谁也没有答案。关键在于，假如有机会把你送上那个舞台，你如何保证自己能站稳？”本报摄影记者/任玉明

吴丹     欢迎订阅《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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