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经济外交中机制的力量

　　2007岁末的北京，人影绰绰。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中欧峰会以及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相继在11~12月展开，其间，美、欧、日经济、政治高层相继访华。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也执意搭上2007年北京外交盛宴的末班车，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为2008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预热。

　　然而除携超过300亿美元订单而归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之外，此番经济外交并未使美、欧、日收获物质性的“圣诞礼物”，导致华盛顿政治决策圈内某些人预期落空，结果使保尔森招致批评；但恐怕与其相比更加深远的影响是，2007年岁末，中美、中日、中欧之间的经贸协商机制都收获了不同程度的成果。

　　2008年，可以预料的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将继续呼唤经济力量上升的中国承担更多与之相应的责任，通过现行的经贸协商机制，赋予中国在协调双边及全球问题方面更多话语权，并增加了透明度，可为当下全球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困窘之境另辟一条和解协调蹊径。

　　美国态度转变

　　2008年的中国在经济上令人期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为《第一财经日报》总结了中国未来可能取得的经济成就：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GDP将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的进口、出口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

　　分析认为，伴随美国经济衰退，2008年中国和印度将承担拉动世界经济需求的主要驱动力。

　　金灿荣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党派（基督教民主党）已经在一份报告中将中国视为竞争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经济实力继续上升的预期之下，伴随中国经济话语权在全球比重的增加，原有侧重政治方面的各种同中国的对话机制显得捉襟见肘，这一点在2007年末中欧峰会前，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多次表示的无处宣泄的不满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然而在全球化的图景下，对抗的思维早已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的合作共赢所取代。

　　在经济方面“让中国参与”， 金灿荣认为，是当下美国可以采取的最好方式。

　　2005年9月，彼时美国一片“中国威胁论”之声，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发表其著名演讲《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时首次提出“利益攸关方”定位中美间关系。

　　看到佐利克在政治方面开展的中美战略对话成功之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提议在经济方面也设置相同机制。

　　欧盟和日本的算盘

　　欧盟方面则在去年深切地感受到经贸对话机制缺席之痛。

　　用曼德尔森去年最为经典的方式来描述，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以每小时1500万欧元的速度增长，曼德尔森感到深深的“沮丧挫败”和痛苦的失望。

　　时值中欧峰会走到第十个年头。作为中欧领导人之间最高级别的年度磋商机制，中欧关系从1998年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关系”到2000年“全面伙伴关系”以至于2003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峰会在推动中欧关系方面功不可没。

　　伴随2007年中欧之间贸易高逆差问题始终无法缓解，贸易摩擦日益扩大，除中欧政府间的中欧峰会以及企业间的中欧工商峰会外，欧盟方面呼唤针对此经贸问题的特定机制的浮现。

　　布鲁塞尔智库欧洲政策中心主席斯坦利·克洛斯克对记者表示，中欧之间的文化鸿沟比比皆是，在中欧经贸联系如此紧密之今天，此种鸿沟造成的误解集中体现在经贸问题的处理之上，中欧急需此方面能够双向交流的机制。中欧双方此次达成的协议中，此种设想成真。

　　在2008年3月底前将成立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将“讨论中欧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战略，协调双方在重点领域的项目与研究并制定规划”。

　　而2007年对于中日关系来说，实现了一年回暖，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也在一年间获得启动。

　　中日恢复了中断十年的军方高层交往，在能源、环保、人员交流等领域合作活跃开展。2007年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菲律宾宿雾会晤时，就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达成原则共识。

　　此番福田康夫访华，同中方领导人探讨了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日本外务省外务报道官坂场三男对记者表示，此番福田康夫在同中方会谈中，并未过多涉及经贸问题，而意欲将经济问题放到今年的中日高层对话中主要探讨。

　　保尔森的“委屈”

　　2008年，中美、中欧、中日之间的上述机制都要得到不同程度的检验。

　　“保尔森在国内遭受的这些批评，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指责。” 美国前主管经济事务副国务卿理查德·库珀对记者表示，因为SED没有得到立竿见影的结果，而（美国国内认为）保尔森本应该到北京，然后把礼物带回来。

　　“只要有现实的期待，SED就是一个好的机制。”库珀对记者表示。

　　保尔森曾就SED问题几次向库珀咨询。库珀坦言，从美国方面而言，华盛顿政策决策圈里，“对于SED有太高的期待，对中方的行动也有太高期待。”

　　“但是保尔森本人并未有此种期待，他完全清楚。” 库珀表示，“从我得到的印象而言，保尔森有着很现实的期待，将SED视为长期对话机制。”

　　我相信此种有规律性的高级政府人员之间对话，库珀表示，这可以避免在负面方面的误解。

　　保尔森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在我看来，我的目标是使战略经济对话如此成功，以至于美国下一届领导人将愿意继续这一对话。”

　　保尔森强调，实际上，“我认为正是在大选之年，此种对话才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美国现在对中国有很大的负面情绪，因此维护中美关系平稳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则可以通过最高级别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取得进展。”

　　“不过除非他真的搞砸了被解雇，保尔森的任期将到2009年1月20日。”库柏幽默地表示。

　　这意味着2008年的两次SED将继续打上保尔森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烙印。

　　知识产权将是讨论核心

　　中欧之间于2008年将开展首次金融和经贸领域对话机制。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也“超越权限”，获得了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级别领导对话的地位。

　　对于此全新机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认为，中欧间此种金融对话机制，对于各大经济实体来说，货币之间的协调、金融政策之间的平衡，都非常有必要。

　　在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中，中方提出的中日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日方正面的回应，在2008年此问题的推进上可从此番福田康夫访华的回应中管窥。

　　中方提出，“中日双方贸易增速有所放缓，商务环境尚不够理想，技术合作存在障碍，日本对华投资出现波动。”坂场三男也对记者表示，日本对华投资去年锐减30%。

　　此番福田康夫来华，在此议题上作出变相回应，但同时也表示经贸问题要放到今年的中日高层对话中主要探讨。

　　据坂场三男透露，日方提出为了提高日本在华投资，中方需要维护更好的投资环境，赋予日本企业更多的“国民待遇”。

　　同时，日方在知识产权方面强烈建议，中国应对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多帮助，强调中国的地方政府尤其需要加大力度。

　　“建议中日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交流，并让日本私营企业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联合开展知识产权保护项目。” 坂场三男对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