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酒十年改制路

　　

    图为酒厂用来储酒的仓库。由于时间久远，加之微生物攀附，墙面已经发黑。国家将董酒工艺、配方列为机密，内里是禁止拍照的。

　　“懂天下事不如董酒”，尽管赵朴初所拟的这幅上联依然大开大合地镌刻在董园的粉墙上，可是绿而厚的苍苔不知何时已悄然爬满园子里的每一张石椅。这某种程度上正像董酒的命运，历经十年沉浮，也在等待一个贴切的下联。

　　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年产量上万吨的老牌名酒厂，董酒在过去的10余年时间里先后历经多次辗转改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政府直接管理到大型国企深圳振业集团介入，号称懂天下事的董酒一度并未参透自己的命运。

　　今年4月份，北京易申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摘牌获得深振业所持有的董酒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权，新的企业架构已于日前重新搭建完毕，至此，这一老牌名酒企业完全改制为民营企业，又重新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

　　2006年，贵州省白酒产量14.2万千升，销售额为66.04亿元，利润总额为25.26亿元，其中茅台集团销售总额达到53.63亿元，利润总额为25.33亿元，扣除茅台集团的业绩，贵州42家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的销售总额为12.31亿元，利润总额为-0.54亿元，盈亏相抵后，全行业当期盈利为-0.07亿元。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陈锡初去世和董酒的没落

　　在董酒历史上，厂长陈锡初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据在董酒工作20多年的老员工回忆，上世纪50年代，董酒厂仍是遵义市酒精厂的一个车间，而陈锡初作为酒精厂的副厂长，分管董酒业务。“1976年，董酒与酒精厂分开时，陈过来做厂长。那时计划经济，董酒规模很小，在市场上卖2块多，茅台也不过卖3块多。”到80年代中期，董酒慢慢从年产200吨的小厂发展到上千吨的大厂，到了80年代末产能更是达到近万吨。在这段黄金发展时间里，董酒抓住机会大兴土木，目前董酒的新产区也是那个时候扩建而来。

　　在那个时代好酒根本不愁销路，用董酒老员工的话来说就是“随便做什么酒都很好卖”。记者了解到，当时董酒的定价不过十几块钱，但在市场上却可以卖到20-30块钱。“这个时期也因为还是计划经济，经销商要想拿到我们的酒必须要有条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董酒老员工对记者说。

　　董酒的好年月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初。1992-1993年间的董酒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那时生产都要加班加点，年产量上万吨，总销售额在2亿元左右，每年上缴利税8000多万。而且还经常有人过来，把大量的钱送给酒厂，为的就是想拿到一些指标。”知情人士回忆道。虽然9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开始走出计划经济的岁月，但这对董酒厂似乎并没有太大影响，生产和销售依旧在“批条子”的轮回中周而复始。

　　但是转折接踵而至，1995年，陈锡初的突然去世让这个曾经无限辉煌的厂从此步入十余年的迷惘。

　　“1995年开始出现滑坡现象，标志性的就是老厂长死掉，政府再派领导。此前酒厂的管理主要靠老厂长的个人威望，尽管从管理水平上来讲或许并不怎么高明。”这位老员工对记者说。据他回忆，由于酒厂规模渐渐壮大，员工内部也慢慢分化成为两派，双方都想争夺“革命胜利果实”。“当时两派你整我，我整你，你告我，我告你，互指对方有

贪污受贿的情况，纪委、省纪委后来也参与进来，两边都抓过人，这样搞得人心惶惶的，谁还有心情干活？”

　　知情人士表示，陈锡初身后的两任厂长都没能接下这块金字招牌，一度风光无限的董酒，销售情况渐渐变得只能勉强维持。

　　董酒最初的艰难自救

　　虽然很多人将陈锡初的离世作为董酒命运的转折，但实际上酒厂危机早已暗暗潜伏。

　　一位老员工对记者坦陈当时的情况：“董酒从一个中型企业变成一个大企业，管理层在能力和视野上都面临缺失的状况。而市里面以储备两万吨作为发展目标，所以大量地调人进来，但是调进来的人素质良莠不齐，未必适合董酒的发展。”

　　在陈锡初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两任厂长既没能平息内部的斗争，也没有带领董酒走出一条新路。记者了解到，陈去世后的第一任厂长，由于无法打破市场僵局，生产和效益开始大量滑坡，董酒的市场也开始从全国“萎缩到地方”。而1995年正是国内白酒市场群雄割据局面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老厂长的离世与后来董酒一蹶不振虽然在时间上有巧合的地方，但不能把二者看成必然的联系。”一位老员工对记者说道。据他介绍，之后的第二任厂长黄天舜对董酒的经营其实有不少想法，但可惜的是“最终没来得及实施”就又被调走了，原因则是在他任内“内部的分化又更加严重”。

　　“此时并非酒不好，而是市场跟不上。”这位老员工回忆当时情景时颇有些惋惜。他介绍，当时的酒业已经完全市场化，但董酒并没有跟上行业发展的潮流。“以前可能在上海、广东和东北市场都不错，但这时候经营状况萎靡，能维持职工的工资。当时厂里2000多人，每人每月几百块钱，情况就是这样。”

　　现任遵义市副市长俞遵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并不讳言。他表示：“1993年以后，董酒开始十年探索。当时除了市场的因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董酒是老国有企业，不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

　　深振业时代的振兴努力

　　到了1997年，尝试过自身努力无法使董酒摆脱困境后，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从深圳赶来的另一家国企―――振业集团（简称深振业）。知情人士说：“在黄之后，鳌志西被调到厂里，在他任内董酒发生了两大改变。”改变之一，便是认为董香型的董酒所占有的细分市场太小，因此决定大量推出浓香型白酒；而改变之二是在他任内深振业正式入主董酒。

　　董酒厂的老员工对于此时转型发展浓香型酒仍记忆犹新。“从鳌志西到下一任刘耕乐，公司的主业渐渐转向了浓香型酒。浓香型的酒全部是低廉的低端酒，利润非常少，基本是做得越多亏得越多。”从1999年左右开始，董香型的好酒基本上便已告停产。

　　但董酒此时的窘迫境地却让时任深振业总经理的张清泉觉得是个机会，他极力推动双方的合作，但可惜张清泉在任内没有看到双方牵手的那一天。“振业当时打算以全资兼并的形式进驻企业，但总经理刚把合作条件谈好就被换了。而在其之后上任的总经理则认为振业不应更多投资酒业，因此在支付过2700万订金之后便不愿再投，要以参股的形式合作，而不是全资控股。”知情人士对记者回忆道。

　　而最终双方合作的结果是：政府将土地划出资产，振业另给职工1800万作为职工股，进而股份占40%多形成相对控股，此时政府有30%多的股权。同时鳌志西等几个管理层被正式调入深振业，开始以振业员工的身份管理董酒。

　　振业甫一入主，就宣布刘耕乐出任总经理，开始以公司制形式运作董酒，但在市场策略上，刘的做法却和鳌志西并无二致。这一时期董酒推出的浓香型白酒价格一度低到7元一瓶，而2000年之后白酒市场大步跨入了“广告竞争”时代。“当时董酒产量很小，一年100多吨，而浓香型的酒有几千吨，没有钱出来打广告。白酒各品牌间竞争非常激烈，广告打得好卖得就比较多。低端浓香酒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来投放广告。”如此一直到刘耕乐2003年离任，董酒没有重新赢得市场，而是迎来了全面停产改制。

　　改制完成，董酒迈向未来

　　“从1999年董香型的好酒基本停产以后，2003年开始董酒开始了全面的停产改制。”知情人士对记者说。据他介绍，从这一年起深振业对董酒开始渐渐失去信心，但限于债务关系牵制，深振业最终将董酒全数买下，并开始恢复董香型酒的生产。

　　由于1998年进入董酒时对外承诺继承此前一切债务，深振业此时因董酒无力偿还所欠贷款而作为连带责任人被银行告上法庭。“工商银行的诉讼一直打到最高院，而几次谈判没有成功之后，振业就干脆把所有股权都买下来，再看下一步发展。7000多万的银行贷款它与政府协商之后，一次性给了4000多万就算了结。深振业后来还与政府达成协议，出资2800多万让政府把职工全部安置。”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一切安置妥当，振业决心重振董酒，新一任董事长张家驹于是在2005年走马上任。“张家驹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所有的浓香酒都不能卖，重新恢复生产董酒，还重新设计了包装，价格也定在了100元以上。”一位老员工对其改革魄力印象颇深。虽然当时市场上认为新董酒价格偏高，但维持两年之后公司经营渐有起色。“2005年8月恢复生产后当年产量几百吨的样子，不到一千吨。销售上也未打开，也仅仅在贵州省卖，2006年11月左右省外的销路开始打开。”可是就在此时，深振业又突然宣布挂牌出让董酒所有股权。今年4月，来自北京的易申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摘牌获得深振业所持有的董酒股权，至此，董酒已完全由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企业。

　　历经劫波，贵州董酒又重新站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

　　■记者观察

　　认清形势改制，董酒仍为时未晚

　　时至今日，贵州本地人对董酒依然抱有很深的感情。

　　细数十几年来，体制问题固然成为阻碍董酒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其中的推力归根究底仍是市场。作为老国有企业，董酒一度躺在计划经济的温床里，不需要考虑市场。当市场化来临时，董酒又纠缠在体制带来的复杂的人事牵绊中，忽略了市场。当市场化全面展开时，董酒一度又抛弃自己擅长的董香工艺，误解并偏离了市场。而当终于找准市场，深振业却因专注

房地产主业，不得不剥离董酒。

　　易申通投资有限公司的摘牌为董酒的前景注入一丝明亮。十余年的探索已经够久够长，然而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政府来说，如能认清形势，合理改制，或许仍为时未晚。

　　本报记者 张晓华 遵义摄影报道本网站所刊登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片、文字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信息等，未经著作权人合法授权，禁止一切形式的下载、转载使用或者建立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顾问：梁香禄、肖曼丽、罗志明侵权举报电话：020-87385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