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经纪人向左走，向右走

　　Sport生态调查·经纪人

　　5月上旬，国际足球大竞技场首次落户北京，从成都飞来听会的高琪坐在台下。或许是知道自己的电话多，高琪选择了靠近门口的位置。保守估计，紧凑的一天议程中，他至少也要出去接了六七次电话。

　　高琪是郑智和董方卓的经纪人。曾经在中国足协组织的第一次国际经纪人考试中“夺魁”的高琪，蛰伏多年，声名鹊起。欧洲赛季基本结束，董方卓年初结束了比利时的租借返回曼联以来，英超赛场仅首发一次，射门2脚；郑智租借的查尔顿俱乐部干脆降级到了英甲。

　　夏天转会期的到来，低调的高琪想不忙都不行。

　　可贵的是，2000年运作姚夏赴英超未果、2002年运作吴承瑛租借至意甲未果、2002年运作曲波加盟托特纳姆热刺和荷兰埃因霍温均未果的高琪，数年来屡败屡战，执著坚守在球员经纪人业务上，直到成功运作郑智——中国球员中唯一不经试训而直接加盟欧洲五大联赛。

　　向左走：同行相煎

　　按照国际足联下发的“球员经纪人规定”，经纪人在球员转会过程中的“提成”最高不得超过转会费的15%。无论经纪人还是俱乐部，一般都遵守这个规定。

　　在中国足协独特的转会“摘牌”制度下，国内足球运动员几乎没人依靠足球经纪人来运作转会。这样，足球经纪人的盈利方式只有两种：运作外援到国内俱乐部，运作国内球员到国外俱乐部。

　　2002年，依靠张吉龙的神奇一“抽”和米卢的“快乐”足球，中国足球奇迹般打进

世界杯。今天看来，这只是中国足球近十年国内职业联赛矛盾累积的“遮羞布”。在随后的日韩世界杯上，中国队一球未进，不仅与韩日的高歌猛进相形见绌，世界杯后的国内联赛也因“黄赌毒”和假球黑哨泛滥而跌入最低谷。

　　“高琪们”的生存环境也极度恶化。由于中国明星球员本来就少，僧多粥少的足球经纪人们不得不同行相煎。

　　知情人介绍，李铁在去英国之前，最初的经纪人是高琪，两人曾经签过一个委托代理合同。与此同时，许宏涛也瞄上了李铁，并最终用科健模式将李铁成功运作到了埃弗顿。高琪和许宏涛的争夺让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从曾经同住在西安一个大院里、刚出道时的合作，演变为竞争对手，并开始了“战争”。

　　向右走：做人还是做产品

　　事实上，中国足协现有的18名注册经纪人中，因为当年大环境不善而销声匿迹者甚多。以著名的“四剑客”为例，许宏涛现任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基本脱离了球员经纪人一线业务；刘奕成立了雷诺体育有限公司，转向更大范围的体育营销、咨询服务、人才培养、外来赛事引进等业务；只有作为现任国奥队主教练杜伊科维奇经纪人的温嘉庆和高琪仍然坚守。

　　像高德公司董事长刘宏伟，因国安和

皇马合作，高德跟西班牙著名的11人公司合资，因而转向赛事引进和市场开发。继当年以2800万元票房成功运作皇马访华之后，目前正全力运作巴塞罗那8月5日的访华事宜。而现任众辉体育总经理的陆浩，虽因“姚之队”和“丁之队”出名，最初亦是足球经纪圈中人。

　　刘奕在分析自己的转型时称，1993年~1994年的甲A联赛之所以火爆，是因此前国内的娱乐消遣市场过于禁锢匮乏，甲A联赛恰好提供了第一次释放机会。当后来卡拉ok、超女、网游、篮球等娱乐项目崛起时，观众注意力的外在分化成为必然。

　　“中国足球的内在体制未能完全放开，抵御黄赌毒的抗

病毒能力弱；经纪人没有自己的协会，没有更多的互通有无和保护组织，所以一旦遇到产业的低潮期，有人弃船逃生，有人逃到别的船上，实属正常。”刘奕表示。尽管如此，中国的足球经纪人仍是最早进入国际体育产业循环圈、开放程度最高的部分，当年的大部分经纪人现在仍然奋战在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化的各个战场。

　　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朱和元现在分管经纪人注册。他认为，整体上国内经纪人处于萌芽阶段，发展和成长还需要时间和过程。并且国际足联的政策也会有调整和变化，兼之市场供需会随着整个足球市场发展而变化，所以，不规范的现阶段，足球经纪人必须紧跟市场供求变化，调整发展策略，以便与其发展同步，吻合市场需求。

　　朱和元举例说，罗纳尔多7岁时，就有经纪人跟其签订了30年经纪合同，国内经纪人的投入实力和眼光都还处在初始阶段，不靠现实的投入产出比无法发展，所以归根到底是做人还是做产品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记者：王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