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警报：危机与商机

　　发展之道

　　特约记者 罗绮萍 香港报道

　　“现时问题是大家对气候变暖警觉不足，所以警钟敲得愈响，成效会愈大。”

　　来自全球的1250名专家说：我们正走向灭绝之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IPCC)在4月6日发表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7》，再次敲响了警钟，提醒大家地球“发烧”带来的祸害。

　　“气候变化将是发达国家继人权、知识产权及军事问题之后，针对中国的第四支利刃。”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教授接受本报访问时，敲响了另一警钟。

　　牛文元现时正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齐晔教授合作，希望尽快向国务院提交建议书，强调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及急切性。在他们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三件事情不得不做。

　　首先中国要拿出有系统的气候变化研究结果出来。现时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影响，及对中国本身的影响的研究比较零碎。中国马上便要与其它国家谈判对策及各自承担的义务，如没有权威而完整的研究，谈判时将很被动。

　　其次，中国应以5-10年为期，提出减少碳排放的指标及政策。牛文元和齐晔认为现时

十一五规划中只有减少能耗及环保的指标，对于温室气体方面没有指标，应该加速在国内建立碳平衡机制及碳交易市场，可以考虑根据各省区的条件，制订碳排放限额。

　　第三点建议则是，国务院要应对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进程，在组织架构上作出调整：“现时是国家发改委在协调外交部、国家气象局、国家环保局等部门，但政出多门，没有一个决策中心，也难制订谈判策略。”

　　牛文元指出，中国很快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这将使中国进一步面对国际压力，甚至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向中国施压，令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单单针对美国；美国也会在国际中以中国的问题同样严重为由，施展谈判技巧以减低对本国的冲击。

　　去年5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中美气候变化论坛中通过的《伯克利宣言》，要求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并为达成“后京都协议”做出建设性工作，同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帮助减少因减排而带来的成本。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齐晔认为需要从战略层面上重视这个问题。国务院于1992年成立“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发改委中。“委员会扮演了协调的角色，但缺乏决策的职能，这在国际新形势中很被动，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多个部委，同时要有战略。美国的气候变化研究委员会就在白宫办公，直接向总统汇报；德国也有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气候变化问题，去年也直接向总理提出建议报告。西方国家这类委员会都有独立的经费，并具备决策能力，他们的决策直接上报及总统或总理，便可以推行；这样的机制在国际谈判中也较为有利，可以在短时间评估别国的建议对本国的影响，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齐晔续称：“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国际谈判已经在2005年激活，我们预期在今年夏天的G8+5会议中，发达国家便会提出对中国的要求，现在时间已有点晚，要马上加紧进行调整。”

　　在他看来，现时最大问题是中国民众以至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不够、关心不够：“对于许多人来说，天气变暖便少穿一件衣服吧。他们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知道这对生活、生产、经济、社会以至公共健康的影响，所以第一步是要加强推广。”

　　在长期研究气候变化对生态影响的过程中，齐晔发现气候变化令中国的季风减弱，从南方向北方的水气转移在减少，从而加剧了“南涝北旱”的状况，造成严重的损害。

　　“我们的研究有些部分是肯定的，有些部分是不肯定的，但我们认为要向大家提出警告的，但在研究报告及媒体的报道中，肯定和不肯定的部分往往被混淆起来，所以我认为更多的科学家应该花更多时间，向大家清楚解释其研究所得。”

　　如今，齐晔正与中央电视台商讨合作，计划以电视节目来推广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我认为更多科学家要承担其社会责任，多花一些资源，以不同途径，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向公众解释，让他们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商机大于危机

　　不过，在香港可持续发展公民议会主席黎广德看来，IPCC报告的结论太惊人，但他认为这也是好事：“现时问题是大家对气候变暖警觉不足，所以警钟敲得愈响，成效会愈大。”

　　他对日后的发展较为乐观，认为各界应该化危为机，将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案变成商机：“以碳排放交易为例，中国现时在国际上是受惠者，因为中国并非《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可以向签署国出售碳排放配额，日后即使中国要承担一定的减排指标，以中国整体成本较低的局面来看，我认为商机大于危机。”

　　他认为应该在香港交易所设立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全球积极参与碳排放交易的机构，差不多在香港都有分支，他们会倾向在香港而非内地交易，特别是在人民币未自由兑换前。至于内地的碳排放配额买卖，其实只要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出一定额度，他们也可以在港交易，因为这类交易是世界性的，在香港会更容易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