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寅泉：春运不涨价还有两点疑问

　　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1月10日向社会宣布，2007年春运铁路火车票价格将不上浮。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本报上期（1月11日）在Ｂ3版就此已发表署名为圣祥的评论，称“铁路春运不涨价凸显蜗牛的力量”，表示这是民众以蜗牛的精神取得的胜利，虽然慢，但终究能够爬到象征正义与善的胜利终点。

　　笔者同意圣祥的这个论述。这篇文章从善与坚持的角度赞扬了民众的力量，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还可以从铁道部的角度和经济的层面议论一下这个牵涉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大话题。

　　春运涨价源于5年前。5年前，笔者对铁路春运实行浮动价格曾经写过评论，中心意思是质疑

铁道部上浮票价的法律依据与成本管理依据，也就是你涨价的理由是什么，以及多收的票款用在什么地方。5年后，春运不涨价了，按理说我们应该做的只能是欢呼了，只能是感谢铁道部门的英明决策了，因为已经不涨价了，还能再说人家什么呢？

　　不。我们还是有疑问，并且不是一点疑问。我们仍然要从法律和经济的层面质疑：为什么不涨价了？

　　5年前，铁路部门对春运提价上浮的解释是，由于春运人潮汹涌，就要用价格杠杆缓解运输压力。这个解释听起来很有些市场经济的味道，但事实是，无论票价上浮多少，客流都没有因此而出现明显的回落，运输压力依然如故。5年之后，不涨价了，此时的我们，或者说是关心社会学的人们，应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不顾如雷的反对声，硬扛了5年之久的铁路春运涨价，当年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思维下产生的？在一个法制化的国家里，一个最为典型的公用事业型部门，为什么说涨价就不管不顾地涨价了？对一个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是不是存在张三掌权一个政策、李四掌权另一个政策的现象？通过质疑铁路春运价格涨与停的过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中垄断部门对构建

和谐社会、建设法制社会中起什么作用的大问题，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这些垄断部门恩赐式的良心发现。要把这个关系到民生利益的大事拉到法制化的轨道上来，也就是不能让垄断部门想涨价就谁也拦不住，想不涨价也没个让人服气的理由。

　　从经济的层面上讲，我们产生的质疑一如5年前。其核心是涨价多收的钱哪里去了，不涨价又是如何用技术的手段缓解春运的巨大压力。笔者对铁路客运的难处略有知晓，尤其是每年的春运。这是因为，中国已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铁路的体制与运营，并没有随之进入较为市场化的阶段，这需要全社会的理解，而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指摘。但话说回来，既然处在这个似转未转的时期，相关部门做决策就要更为慎重，把脚站到民众的一边，把思维调整到更为理性的一边。如此，才会减少一些朝令夕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