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敌意需要重建分享机制

　　■王石川

　　近日，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在对市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中指出，政府有关部门正在个别行业上研究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以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一石激起千层浪，需不需要提高入穗门槛成了市民的热议话题。有市民建议，广州应学习深圳、上海，在包容的同时也要有准入底线，才能增加城市的安全感。（12月18日《信息时报》）

　　日前，欲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员的始作俑者是政府有关部门，如果说该举动让人义愤填膺的话，那么此次广州市民建议广州不应该再“不设防”的包容，就让人格外悚然心惊。从官方到民间，对低素质外来人员如此不约而同地厌恶，让人嗅出不祥之兆。

　　据报道，对于外来人口问题，众多广州市民表示最大的苦恼就在治安问题上。有市民如是说，虽然不能说广州治安问题突出全怪外来人员，但这些年来外来人员急剧增加的确给广州的治安管理增加压力。而数字显示，治安影响方面，8成犯罪主体是外来人员；就业影响方面，在穗外来人员超过500万；教育影响方面，外来人口出生量超过本地。

　　市民的陈论貌似实事求是，并有雄厚的数据支撑，但细究起来不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表面上看，城市的飞速发展与市民的勤劳苦干分不开，实际上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也离不开长期以来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长期牺牲——有人甚至认为“农民作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买单者”，更离不开农民工的默默奉献。因此，近年来，中央屡屡强调“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

　　广州市民埋怨没有安全感，矛头直指违法犯罪的外来人员，因此嚷道要有“准入底线”，这是典型的“头痛医脚”。调查显示，广州治安问题的满意度出现四年以来的首次上升。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广州治安状况好转，外来人员功不可没——“目前广州街头协助维护治安力量的治安员，绝大多数也是外来人员”。外来人员犯罪发案率为什么高？“饥寒起盗心”是原因之一。

　　此外，歧视、拒斥和剥夺是他们犯罪的另一大原因。生计、住所、最低或平均消费水平、教育，公民权和法律上的平等、公共物品等等方面，是弱势群体维系生存的根本，一旦在这些方面作出排斥之举，往往会刺激农民工犯罪。学者刘易斯·科塞得指出，社会冲突有两大原因：一是不平等的社会系统，即下层成员越来越怀疑现存的稀有资源分配方式的合法性；二是下层被剥夺状态。把外来人员拒之门外显然属于后者。当外来人员有被剥夺感时，后果便很可怕。因此，对外来人员的排斥将直接导致两个群体的猜忌、仇恨和对抗。

　　观诸周遭，我们经常耳闻目睹市民对外来人员的种种不屑，而外来人员对市民也往往充满敌意，最终引发冲突、酿成悲剧。

　　学者秋风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部，都会存在分层现象。优势群体有责任在新的市场化基础上重建社会分享机制。诚然，按照知恩图报的朴素法则，市民就应该善待外来人员，要宅心仁厚，多一些体恤之心和感恩之情。不仅不应该拒斥外来人员，反而应该视之如亲。

　　很多时候，因为市民抢先占有优质资源，就不妨多承担责任，如果嫌疑、厌恶乃至驱逐外来人员，往往适得其反，激起阶层间的仇恨。当然，外来人员也应善待市民。正如秋风所言，社会欲实现和谐，就需要各个群体相互调适。为此，不管是优势群体还是劣势群体，都需要节制自己的本能、激情，前者需要节制其骄横，后者需要节制其怨恨。

　　当然，出于狭隘的市侩意识和自私心理，有些市民拒斥外来人员也是人之常情。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应积极引导，应推行公平、公正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应以身作则，首先不歧视外来人员。只有城市的管理者对外来人员保持一种谦抑、和善和感激的心态，城市的居民才更有勇气善待外来人员。最根本的则在于，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作为公共资源的掌握者，政府应主动担当建构社会分享机制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