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真实的历史

　　■陈铁健

　　最近，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重新出版，旧作重读，感慨良多。过去很多学者讲课、写文章，或者是编书，往往引用这部书里很多的内容，但是不加注释，也很少提陶菊隐的名字，这是一种回避。对于这部书早年出版时所受的“冷遇”，以及作为一个写作者由此而生的寂寞与苍凉感，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从1950年代开始作革命史长编，1970年代又开始作民国史，都绕不过北洋时代。学者在写书、研究的过程当中，也都绕不过陶先生的这本书。陶先生所提供的这些历史的真实材料，很多的研究者都在广泛使用，也照样还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陶先生的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历史的过程和细节。历史的过程是非常曲折复杂的，北洋时期的历史，换了那么多的内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就非常不容易。有时一页出现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名字，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阴谋阳谋互相之间斗争复杂，如果没有一个高超的史笔是很难写出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我特别看重细节，今年给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史学研究生讲课的题目就叫“关注历史过程和历史细节”。有时候细节是牵动全局的，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个细节，往往是牵动全局的，对人的评价，对事件的评价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1917年张勋复辟前夕。这个时候，中国的政局焦点是黎段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正僵持不下，到了要闹政变的地步，这就为张勋带兵进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看《史话》里提到的一些细节，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献女为妃”，这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可能比我们今天想像中的要复杂。提到“献女为妃”有两次，一是陆荣廷，一是徐世昌。陆荣廷是1917年3月28日到的北京，第二天到清宫会见溥仪，然后就传出来消息说，陆向溥仪要求“献女为妃”。徐世昌在1917年6月13日和张勋有过一次密室长谈，这是张勋带兵进京的前一天，密谈的内容据说有三点，其中之一就是献女给溥仪作皇后，所以有徐世昌要当“当朝国丈”的说法。当然，这两种说法都是“据传”，但我们也可从中看到些复辟前（7月1日）的一些政治气氛、舆论风向，再联系到以前袁世凯称帝时的各方反应，以及复辟之后一些地方军政要员的积极表态。这样来看，清室复辟或者重新推出来一个皇帝，可能就并不是张勋或者袁世凯等一两个人的独角戏了。

　　类似这样的历史细节是非常关键的，它可以丰富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想像和理解。在这部《史话》里，细节太多了，而且细节的史料价值相当高。比如人物的出场，张学良的出场，袁世凯的出场，袁世凯和孙中山在北京的第一次见面，寒暄之间的那种机锋，写得非常好。它给人以有血有肉的文字描述。现在好些传记文字谈到杨度，很多事情的资料来源其实都来自于《史话》，比如说张宗昌杀林白水的时候，林的家人是求杨度到张宗昌那里救林白水，而杨度到了那里，张宗昌同意放人，不杀了，但是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半个小时之前林白水已经被杀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度和军阀之间的交往。杨度、白坚武、章士钊等以帝王之学为“猛人”效力，看谁得势就扶谁，杨原来想跟孙中山，袁世凯得势又跟袁世凯，后来又跟国民党，看到共产党将会得势，又加入共产党了。鲁迅说得一针见血，这些人穿梭于“猛人”之间，竭力使他们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他们很像先秦时代的张仪、苏秦，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的行径，依围于猛人强者之间，保全自己，从中渔利，而不讲任何操守。

　　这些细节的描写，我们读现在的教科书，这种感性的东西往往得不到。我在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就读到这本书，大约是1960年、1961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作历史研究，作学术工作，对这本书都很看重，尽管那时候写文章、写书，都不注明资料出处是来自《史话》，但是这部《史话》在北洋军阀研究领域，其贡献、其作用都是非常大的。很多人研究北洋军阀，或者研究这段历史，是从读这本书开始的。

　　再举一个，我们说北洋时期“武夫当国”，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今天我们来审察这段历史，至少有两点应该给以肯定：第一，当时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享有的自由程度；第二，国家法律、国会的积极作用。还是1917年，张勋失败之后，北京政权由段祺瑞和冯国璋接管，这时出了一个凤凰山中日合办铁矿案。《史话》讲了一个细节。段内阁与日本方面已经就此达成了协议，依照法律程序，需要农商总长张国淦在正式合同上签字；但因为这个合办铁矿案实际上是段祺瑞一手促成的，目的是要从日本借款，进行内战，所以张国淦拒绝签字。这个时候，我们看段祺瑞是怎么处理的：一开始，段派人给张送来120万元钱，张拒绝；段又把价码加到200万，张再拒绝；行贿不成，段又派人劝张以考察各省农业为由离开北京，这样代理部务的农商次长就可以来签这个合同，张也不肯；让张到外地去做省长，或者出国先考察一段时间之类，张也拒绝。注意了！段祺瑞是当时的内阁总理，是张国淦的直接上司，也是北京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但是他并摆不平张国淦。从法律程序上说，这样一个合同，必须由农商总长签字才能正式成立，而张又觉得这个合同我不能签，我签了的话，这个历史责任是要由我来负的。于是段派人给张送钱，意思是120万或者200万买你一个签名，后来又让张离京考察或者外调省长之类，意思都是既然你怕负起这个责，怕以后有人来骂你翻你的旧账，那你就避开，我让别人来签。这件事最后如何收尾，《史话》没有介绍，但我们可以推断，要想让这个合同成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换一个新的愿意签字的农商总长。阁员不听话，作为总理，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让他离职，但你不能用强迫手段来使他听话。

　　这本书今天看来也有不足，正如前言里面说到的，打了一些“红补丁”，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史话》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得不从党史教材或者革命史的教材里面吸取一些论析，或者是对人物、事件的评断。当然，海南出版社这次新版的《史话》，文字上是以1983年的版本为基础，这一版已经由作者自己全面修订过一次，所谓“红补丁”，已经清理过一次，更符合历史真相，也更符合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了。不论怎样，这部《史话》作为北洋军阀研究最早的一本完整的史书，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可以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