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投资过热“凉药”难求

　　“给我一个解决方案！让流动性降下来”。

　　或许，这是目前中国货币政策操盘者最想说的几句话之一。

　　解决方案是什么？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如果真这样想，那我只能说阁下的想法未免过于单纯。

　　解决中国现存的流动性过剩，还需要了解一些个中国特有的问题，寻找中国特有的一些办法。

　　新任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樊纲前些日子说，加息总有利益集团出面阻挠。而另一位曾经身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李扬近来则表示，从实施效果来看，央行目前的货币政策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他认为，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因素并非是货币政策可以控制的，如果不对现行的金融体制尤其是外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不对政府职能进行根本性改革，流动性不断增长的局面不可避免。

　　李扬的论断正是我所说的中国特有之现象。

　　现有的外汇体制并非中国独有。转型期的国家都有一个外汇体制由紧到松的过程。由于现行外汇体制的问题造成了基础货币投放过度，当然可以靠对体制本身的改革来解决。

　　而我想说的，是政府职能对流动性过剩的“贡献”还未能引起分析人士乃至决策层足够的重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在前不久一项企业家调查中，政府职能转变成为企业家们最关心的三大焦点之一。企业家所诟病的问题，主要是指政府服务性不足、微观指导过度等。虽然表面和流动性过剩没关系，但和我这里要说的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就是，政府边界的模糊导致了投资冲动的无限释放。进而，为流动性过剩推波助澜，二者互为因果。

　　任何政府都要履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几大类职能，而不同的时期，需要有所侧重。以往我们的地方政府职能方面存在经济职能过强，社会职能过弱，管制功能过强，服务功能过弱。微观管理职能过强，宏观管理职能过弱等问题。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时，这些问题尚未暴露，而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今天，却成为摆在面前的切实问题。

　　政府干预经济，初衷是好的，但干预思路却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过多地运用了财政力量，习惯用微观视角去观察如就业率和GDP等问题，而这一切又都和政绩挂钩。于是，投资的势头就很难通过市场，哪怕是行政的手段来得到根本性解决。

　　地方政府要换届，往往是新的投资计划出笼的时候，而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也伴随着大量的投资要求。

　　因此，投资压力就是降不下来。

　　11日，中华工商时报头版发了个消息：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今年中央经济会议之后的一个报告中又一次说，遏制投资反弹的压力不小。与此同时，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只能说，解决流动性的过剩，只能期待奇迹出现。（13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