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参与式的“近代史辨”

　　——读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

　　■慕毅飞

　　《历史深处的误会》是傅国涌新出的史学著作，顾名思义，此书旨在“史辨”。它有一个副题，叫“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限定了“史辨”的范围。这让人想起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只是在顾颉刚的眼里，越古远的历史，越有可能出现“误会”，也就是说，“古史”才值一“辨”。傅国涌写的却是一部“近代史辨”。从这个意义上说，傅国涌此前出版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和《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台后》，同样具有这种“近代史辨”的性质。

　　《历史深处的误会》首先落笔置辨的，是鲁迅眼中的屈原。屈原与“近代”无关，但只有到了近代，才会有人像鲁迅那样，把塞了一嘴马粪的焦大，说成是“贾府的屈原”；把屈原看成是楚国的焦大，说《离骚》抒发的，“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人们由此发现，垂范千古的屈原人格，只不过是愚忠的典范。以屈原为模子打造出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一直跪着。收在此书结尾的几篇文章，则是事关美国、俄国和德国的。从华盛顿、马丁·路德·金、希特勒，说到斯大林后苏联的“解冻文学”，时段并不全在“近代史”的范畴之内，体例也逸出了常规。但傅国涌写的是华盛顿如何功成身退，为美国建立了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矩；马丁·路德·金如何以非暴力手段，寻求一条不流血也能推进历史前进的道路；希特勒如何借用民主程序，完成了人类对民主最惨酷的蹂躏；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如何秉承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在空前的政治高压下，坚守高贵的人格。

　　人格，是傅国涌串珠的丝线，是“史辨”的视角与标尺。因为“一部近代史就是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历史”，傅国涌对所有历史人物的考量，就在推进民主还是迷恋专制之间进行。忽略细节的时候，人们只能看到英雄创造的“时势”；盯住细节的时候，人们就看清了创造时势的“英雄”。在傅国涌提供的细节里，人们发现，洪秀全并非要在人间建立一个“太平天国”，他建立的不过是专权独行、奢淫无耻、滥杀无度的一己“天国”；康有为并没有搞成公车上书，忽悠了半个地球的“衣带诏”也是假的，他是把维新变法推到了顶峰，但却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走了出来，垂暮之年，还用华侨捐给他保皇的钱，在西子湖畔建造别墅，纳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为妾，圆着他“帝王之师”的一己之梦；孙中山眼中的五四运动，远不如拿起五百支枪的“革命”，正是这样的“暴力崇拜”，再加上“党在国上”的理念，才铸就了蒋介石的独裁，孙中山真正显示人格光彩的地方，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权力执掌到死；知不可为而为的宋教仁，以死证实着中国宪政之路的艰难；不贪财不好色的陈炯明，以“钳制言论”和“滥开杀戒”证实着自己绝非英雄；蔡元培的伟大，在于他给了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灵魂；蒋梦麟的不易，在于他将蔡元培的北大薪火传承了20年；竺可桢的形象，也高大在他不畏强暴，将浙大打造成张扬“致知”、“求是”的“东方之剑桥”……弥漫的疑云层层散去，让人在“小细节”里看清了“大人物”。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按照鲁迅的说法，历史就是“人史”。傅国涌的全部史学研究，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人格”是傅国涌史学著作的关键词。在顾颉刚那里，“层累”的古史难辨，难在需要拂去岁月的厚尘；在傅国涌这里，近代史同样难辨，既难在造神的光晕过于眩目，也难在意识形态折射下假象太多，人物往往变形。从这个意义说，傅国涌的“史辨”也就是“人辨”。“误会”没了，真相就会出来，忠奸曲直的判断，就会转化为一种威慑力，再站到民主与专制的岔道口，也就有可能体现在何去何从的选择上。史学，就不仅仅是过去时的阐述，而是对现代式的参与。

　　（《历史深处的误会》 傅国涌 著 东方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