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商业评论：“限价房”政策——一辆没有汽油的公车？

　　■毕舸

　　自“国六条配套细则”中提出“优先保证中小户型、中低价位商品住房用地”的供地方针后，“限价房”就一直被大众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所关注，各地有关“限价房”的提法也不绝于耳。但“限价房”的现实境遇是：地方政府在观望、在等待，甚至在推诿（中国经济周刊11月6日报道）。

　　“限价房”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怪胎，它带有浓厚的全民福利主义色彩，却把解决办法寄予纯粹市场化的路径———通过卖地、竞标，向房产商灌输“价高者得、卖低价房”的矛盾理论，其模式比当年的经济适用房更偏离市场规律。政府自身在“限价房”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角色错位，把社会责任推给房产商，却把最大的政策实利留给了自己。其实仔细观察，类似“受益主体”与“支付主体”的背离现象，在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处处存在。

　　“限价房”刚一出现就遭遇地方软抵制，是因为“限价房”缺乏足够的中央权威支撑。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限价房”的考核体系是充满弹性的，中央没有硬性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各地必须要建造多大面积的“限价房”，并且要为抗拒“限价房”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只留下充满模糊而歧义的“优先、原则上”等动态语感词汇。而基于GDP增长与政府财政收入之上的“商品房推动论”，却拥有刚性的政绩考核体系土壤，官员可以从助推

房价上涨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政治与经济双重收益。

　　“限价房”的受益主体指向普通民众，反“限价房”的受益主体却是地方官员和房产商，而“限价房”推行与否完全仰仗于后者，利益考量体系的南辕北辙，让“限价房”政策像一辆没有汽油的公车，只能尴尬地停留在原处。

　　“限价房”的最大成本支付者到底是谁？这是一个急需厘清的关键词。当中国坐拥万亿美元储备，政府税收与财政收入每年以惊人速度增长，它已经到了释放能量的历史关口。由于

房地产市场土地要素的非市场化成分较大，以及之前在城市征地过程中的长期剪刀差，地方政府是房价飞升的最大受益者。

　　《诗经·王风》中有一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说，“限价房”不符合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更转嫁了矛盾，掩盖了民众“有其屋”的真正需求。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其实不需要“限价房”，我们需要的是“廉租房”，提供给极端困难家庭和无收入家庭以安身之地；我们需要经济适用房，通过减免土地出让费和其他税费方式，帮助低收入家庭解决居住问题；我们需要通过住房公积金制度、配套补助和贷款优惠的方式，对人们购买商品房实施一定的帮助；最后，我们希望从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享受到更多对等收益，政府应当从城市改造中积累大量财富，以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实施货币补助等方式，回馈给民众，让民众不至于面临“房价天天涨、收入多年不变”的困境。（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