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彬：我想上学

　　■本报记者王克勤实习生刘思坤

　　“人类从历史上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人类开始出现的？”

　　还未等记者提问，11岁的曹彬抢先提出两个问题。

　　在采访本上，记者数了数曹彬提出的问题，一共8个，其中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知识范畴。

　　同样在记录本上，记者记录了母亲李淑梅的话：“曹彬没上过学，只上过3个月的学前班。”

　　跟绝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曹彬有着聪明的头脑、天真的笑容和求知的渴望，可11岁的他又跟许多同龄人不一样——他的双腿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畸形。然而，双腿的残疾，似乎并没有阻碍他对知识的渴求。上学，成为曹彬和全家急切的盼望。

　　循着这份盼望，记者来到了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宏伟村四队。曹彬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的东北角。

　　“干打垒”

　　曹彬家的“大门”实际上就是一个简陋的木栅栏，院子中央，用泥土、方块玻璃和遮雨塑料筑成的茅草屋静静地立在那里。屋子高不到3米，东西10米，南北7米，面积70平方米左右。

　　这种茅草屋叫做“干打垒”。最早的大庆人来到这里，盖的第一批房子都叫“干打垒”——它的特点是：用茅草堆砌，屋顶铺上遮雨布，房间两侧开出墙洞，补上窗户，泥巴糊的墙壁构成房间的主干。长时间的风吹雨淋，使得泥土做的“干打垒”们不断下沉。当曹彬的姥姥丁秋荣把记者领进屋里，下门槛的时候，记者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内屋地面比外面低了近20公分。

　　屋内，光线昏暗，阴冷潮湿。正屋是厨房和活动室，左侧是炊锅和柴火，锅上还有吃剩的饭菜和未洗的碗筷。右侧是农具和

厨具，杂乱地堆放在一起。东屋比正屋稍大，是曹彬家的仓库，横七竖八地摆放着面粉、粮食、鸡蛋、化肥、饲料等等杂物，上面布满灰尘，似乎很久没有打扫。进入正屋后面的里屋，没有光线，漆黑一片，这里空间更小，东西无序地摆放着。西屋的左侧是一扇大窗户，阳光从外面照耀进来，光线打在窗户沿下的土炕上，炕上的被褥和生活物品长时间未洗，显得破败。记者见到了正在沙发上玩耍的曹彬，还有他的母亲。

　　瓜子脸，白皙的皮肤，一双小眼溜溜地转，这就是曹彬。他瘦长的双腿交叉着，不能动弹，一个站立动作失败后，他重重地“坐”在了沙发上，依然眯着一双小眼笑着，说：“不行，还是站不起来。”

　　成长的烦恼

　　曹彬是母亲李淑梅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她最为操心、最不能放下的“心病”。

　　她说：“曹彬是1995年生的，现在11岁了，一直没有上过学，只上过3个月的学前班。不过他书、报纸都能看懂。现在孩子腿有残疾，不能正常走路，更不能跑，去学校别人也给退回来，不敢要。”略微抱怨的语气中透露出不尽的烦恼。

　　“生产的时候去的大庆市四医院，接生一直不安静，两个大夫一直在吵，生下来之后，一个大夫说缺氧。出生后，并没有发现孩子的腿有毛病，但头上有个大血包，再加上全身浮肿，肚子还硬，本来我们就想把这孩子扔了算了，但他姥姥死活不让，说：‘孩子有一口气也得活下去。’所以才把他养着，直到五六天后孩子才会吃奶。”此时的曹彬，用右手托着自己的下巴，歪着头看着妈妈。

　　“7个多月的时候，脑袋还支（抬）不起来，完了我们就送四医院，大夫说孩子缺钙，光补就补了1000多块，然后我们又到了佳木斯，做了ＣＴ，大夫说不是脑瘫，但要按脑瘫的法子治。”

　　“5岁，我们去哈尔滨看病，北京的专家过来看了，说这是先天性软骨病，治不了。”

　　“孩子8岁前，必须扶着东西走。8岁开始才能自己走，但腿和脚一直有问题。到了8岁，他才开始记事儿。”

　　“现在他的双手不如正常人灵活，但生活能自理，而且孩子的脑子没问题。”

　　11岁的曹彬，150公分的个头，身材瘦长，双腿有明显的畸形：它们蜷缩着，从膝盖到小腿处向两侧岔开，到了脚踝处又向内弯曲。左侧膝盖处明显地多出一块骨头，与右腿不对称。问题不仅在腿，两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始终直立着，也不能弯曲。这种残疾给曹斌的行走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伴随着腿疾的烦恼，曹斌经历了11年的成长。然而，在他的眼里，生活似乎并不只有烦恼。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正是这种思考让他战胜了烦恼。

　　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学生”

　　家人对曹彬的评价是：头脑灵活，有自学能力，且求知欲强。

　　而就在跟记者短暂接触的几个小时里，曹彬表现出来的特质，不仅仅是这些。

　　他说：“我的学习阶段分为3段，在家里的阶段，上学的阶段，和自学的阶段。看来你得先挑个阶段来聊啦。”

　　他说：“我看你像基层干部，要知道，工作在基层是最光荣的。”

　　他又说：“国家成立残联为了什么？残联要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利，不然，就要我们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他还说：“我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学生。”

　　这些话让在座的大人们都笑了，他自己也笑了。

　　“他每天都会说这样的话，可逗了。”母亲李淑梅说。每天的这些话，给了曹彬每天的快乐。

　　然而快乐的获得，更需要克服困难。

　　曹彬现在可以艰难地走路了。但就在半年前，他连走路的想法都没有。

　　他回忆起自己练习走路的经历：“以前我从来都不会想站起来。有一次在院子里坐着，忽然之间我就想站起来，但不行，好像总有一个人在背后拽着我，使不上劲。我就又一次站起来，这次成功了。站得时间长了，就想走，走来走去，摔了不少跟头，最后能走了，但得扶东西。以后不用扶东西，慢慢会走了。”

　　除了走路，曹彬还在破陋的家里，坚持学习。

　　在一张方格纸上，记者看到了他刚刚写上去的自己的名字，字迹清秀，工整。之后记者又看到了一份曹彬写的有关世界杯比赛的感言，里面虽有错字，但句式通顺，球员的人名、比赛场次等信息清晰准确。曹彬的妈妈说：“孩子就是没上学，上了学就什么都会了。”

　　这就是一个11岁的、没有上过学的学生，曹彬。

　　曹彬的家人们

　　给曹彬拍了几张相之后，记者跟姥姥丁秋荣、母亲李淑梅一起来到屋外的院中，聊起了家里亲戚的情况。

　　丁秋荣，57岁，1964年跟随曹彬的姥爷李庆生从河南范县来到黑龙江大庆宏伟村第四大队。一开始在村的西边租用别人的房子，过不久因为下雨房子倒塌，只好搬到如今的地方借钱建了茅草屋，一直保留到现在。40年里，屋子一直没有进行大修。就在这间茅草屋内，李庆生夫妇生育了三个儿女：大女儿李淑梅（生有两子）、二儿子李树国（生有一子）、小女儿李淑英（生有一女）。30多年来，丁秋荣的生活朴素而简单：在家抚养儿女，操持家务，也不时地到自己家的玉米地上耕作。直到自己年龄大不能劳作，就专心在家抚养孩子。

　　现年70岁的李庆生与丁秋荣在40年前一起来到了大庆，开始了简单却忙碌的生活：清晨喝粥吃点干粮，随后到自己家的土地上劳作，中午做点蔬菜就些干粮，再下地劳作，晚上回来，吃饭，休息。丁秋荣说：“他现在膝盖不好，痛，骨质增生。年纪大了以后，不能再下地干活了。”于是，他开始放牛，从早晨6点多到晚上6点多，“虽然不如以前累，但膝盖上的病还是不好。”二人几十年如一日，生活不断地重复，时光不断地流逝。

　　李淑梅是李庆生夫妇的大女儿，今年35岁，与丈夫曹军一起抚养两个儿子——大儿子即曹彬，12岁，小儿子是曹文瑞，7岁。丈夫在附近的化工企业站岗，收入微薄，“刚够吃饭”。她打算今年9月开学之时将两个儿子一起送入小学。

　　李庆生夫妇的第二个孩子是李树园，31岁。现在附近的一个电厂修锅炉，每个月560多元。一家人生有一个儿子，家在丁求荣家的正前方。

　　李淑英今年29岁，作为李庆生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她的家也在附近。李淑英在化工区膜管厂打工，每月500多元。家中生有一个女儿。

　　如此，曹彬家里祖孙三代共有12位成员。但家中的经济状况，却并不乐观。

　　姥姥丁秋荣给记者算了一笔家中的明细账：

　　家里的财产：

　　丁秋荣说，以前“干打垒”式的房屋很容易漏雨，现在铺上了防水布，似乎好了许多；窗户从以前的木制，换成了去年的普通窗，花了200多元；家里的陈设除了冰箱和电视机之外，没有其他电器。家里做饭和取暖用的燃料，部分是从周围地里捡来的木头和自己家的玉米秆等。所有家当加在一起，不过2万元。

　　年收入：

　　1、家中共有6亩地，统一种苞米，一般年头下，每亩地能收入400—500斤苞米，去年因为雨水好，苞米卖了1200多块，算是丰收年。

　　2、院子前面有四五分菜田。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芹菜、黄瓜、菠菜、茄子、香菜、韭菜、李子树等，除了供应家用以外，还往外卖一些，每年500多块。

　　3、家中养牲畜，12只母鸡，除产下的鸡蛋自用以外，剩余的卖出，每年能有200多块的收入。1只牛，从1984年开始养牛，正常情况下一天能出5个奶（5公斤，按市价1．6元／公斤计算，毛收入有8元），但牛一直没有仔，2年后才有仔，之后才有牛奶，所以养这头牛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

　　4、两位老人的补助，按每人每月180元计算，一年共约4000元，除去贴补家用，留下的几乎寥寥无几。

　　如此算来，一年的总收入不到6000元；

　　年支出：

　　1、生活费。主要支出在吃饭方面。一年四季，抵消掉自己家产的粮食和蔬菜，吃粮一年要花1200多元钱。平时的饭菜十分简朴。早饭熬粥就咸菜，中午炒份菜，吃馒头，晚上吃剩菜剩饭。菜的花样极其简单，萝卜、白菜或土豆，鱼和肉除了过节之外，很少接触。而衣服主要由亲戚提供，不用花销。电费每月15元左右，一年下来近200元，水费基本不计在内。如此生活费共计1400元／年。

　　2、成本费。主要用在种粮和养牲畜方面。给粮食蔬菜上肥、给牲畜添加饲料等，都是重要的支出。其中，光养的奶牛每天就两顿饭，每顿一斤四两豆饼，3斤苞米面，3两麸子。一年下来支出1400多元。

　　3、孩子的学费。小儿子曹文瑞现在学前班，4个月共花费学费425元，接送费200元，共625元。而到了小学，则花费更多。一年下来，学费支出在1300元左右。

　　4、其他事务性费用。比如村里逢年过节、新人结婚、喜添贵子等红白喜事，都要相互表示，这项支出并不小，有时候一年会有2000多元的支出。

　　这样，曹彬家的总支出约在5000元左右。

　　一年下来，如果遇上好的光景，曹彬家还能够有几百元的积蓄，而如果收成不好，就极有可能入不敷出。曹彬家人们担忧的是，将来的孩子们继续升学，学费支出的增加，已经无可避免，家中的财政负担，必会进一步加重。

　　一家人的“心事”

　　1、姥爷李庆生：3个月工资“没发”

　　曹彬的姥爷李庆生至今在心头有一块心病没有祛除：30多人3个月的、总共近19万元的工资，从2001年开始拖欠，至今仍没有归还的消息。

　　1997年化工区电厂开始兴建时，厂区要占地，于是与村民协议让失地村民到电厂上班。而当年的李庆生和刘建军两人一起出任卸煤队队长。工作过程中卸煤队发现，在工作场地没有餐厅，便找到了李庆生。电厂当时缺乏资金，于是由卸煤队委托，李自己垫钱7000元，建起了食堂，从1997年到2000年，他们领导着70多名民工勤恳工作，工资也没有拖欠。

　　2001年，宏伟村进行村领导换届选举，新任村长（即现任村长）下令将原宏伟卸煤队解散，重组成龙达卸煤队，队长易人，李庆生失掉了职务。原队的一部分人调入新煤队，其余解散。此后，卸煤工3个月工资丝毫没有发放，总共近19万元。姥姥丁秋荣说：“那些工人常常到我家里来，追着他要钱。那个时候家里还有些积蓄，然后他就用这笔钱从2001年开始上诉，一直到2004年。起先是到区法院，起诉了两次，最后法院给找的律师，败诉，然后又到大庆中院，又败诉了。”

　　就这样，几年的上诉与反映，把李庆生家里5000元的积蓄消耗掉了。不仅如此，新任队长接管了食堂，但却无力偿还李庆生当初7000元的投资，这笔钱至今未见踪影。如此，李庆生在外面的债权，就高达12000元，而他手下70多人的工资问题，更让他坐立不安。

　　2、姥姥丁秋荣：污染得“受不了”

　　丁秋荣说起周围的环境，有许多感慨：“周围烟啊，味啊，真让人受不了。”她说，因为化工区要发展，1997年该村庄的西南部建起了灰池。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每当刮起西南风时，整个村子都不能开窗户，“空气中全都是灰，落在地上还是黑色的。到了春天最严重。”不仅如此，丁秋荣还亲眼见过，一个在村庄西边吃草的奶牛，不久后流产。然而，村里的人们，因为无处反映民意，一直忍受着污染的环境。

　　3、曹彬：“我想上学”

　　“我想上学。”这是记者跟曹彬接触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在短暂的交流中，曹彬敏捷的思维，

幽默的语调，认识的深度，似乎已经远远高出他的同龄人，可谁又能想到，这是一个连学前班学业都没有完整的孩子所达到的水平。

　　因为残疾，学校不敢收留他，因为残疾，他没有机会享受到良好的公共教育产品。但曹彬一直努力地争取当学生的资格。母亲李淑梅说：“他很爱学习，平时就喜欢看报纸，也看弟弟妹妹在学校的书，知道的事情也多。有时候跟他说理，我们还说不过他。”

　　“我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学生。”“但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好学生。”这就是曹彬，一个有着强烈求知欲、悉心求教于知识殿堂的残疾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