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国有性质遭遇职工抵制——白云边改制记

　　国有企业性质不变、职工身份不变、劳动合同关系不变———职工抵制；产权民营化、员工身份社会化———职工支持。这是一幕别开生面的改革。请看———白云边改制记

　　全国行业排名居第22位，商标价值1.6亿元———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个地地道道的“靓女”。

　　“靓女”不愁嫁。5年前，白云边一抛出改制计划，就引来众多公司的狂热追求。

　　绣球到底抛给谁呢？2004年初，一家总部在北京的国有大型企业计划收购白云边，开出的条件是：“国有企业性质不变、职工身份不变、劳动合同关系不变。”

　　这等于给白云边职工一个“铁饭碗”。但是，职工不买账，他们甚至锁住了厂区大门，企业被迫停产。“我们不是反对改制，这是大势所趋。”在白云边工作了20多年，当时的储存车间党支部书记付丽说：“这几年，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借助改制，经营机制越来越活，发展越来越快，我们心里很焦急。”“按照这家企业承诺的‘三不变’，收购后的白云边与现在的白云边有什么两样？改制有什么意义？”

　　这家国有企业收购白云边的计划没有实现。

　　2005年11月20日，武汉徐东集团宣布以1.6亿元收购白云边。这完全出乎人们意料！

　　徐东集团是一家从事

房地产开发的民营企业，此前没有涉足过白酒行业，而且职工身份完全社会化。居然，这样的收购得到了1000多名白云边职工的支持。他们平静地退出国有企业职工序列，成为“市场人”。“徐东胜出，胜在它是一个民营企业，有灵活的市场运作机制。”一位参与评审的专家这样说。

　　这恰恰是白云边最需要的。在改制进程中，白云边为未来“女婿”设置了三道“门槛”，除资产盈利能力、行业的限制外，还明确规定收购主体必须是民营企业，这是一条“铁门槛”。“设置一条‘铁门槛’，是不想再回到老路上去。”总经理梅林说：“近些年来，白云边在发展，但在传统国有企业的旧体制下，内部深层次矛盾解决不了，动力机制解决不了，企业发展的步伐不快。只有通过改制，摆脱产权束缚，恢复企业真正的市场主体身份，才能使企业产生飞跃、发生质变。”

　　产权变、身份变，其他的制度都在变。企业改制工作小组召开了30多场座谈会，收集职工意见300多条，制订了许多方案，其中，《职工安置方案》备受注目：

　　———职工的

养老保险金，按照10%的递增比例一次性缴清；

　　———

医疗保险，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再追加10年，让职工享有终身医疗保险……

　　付丽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遗留问题、赢得职工支持的改革方案。”

　　但同时，整个企业、每个人都更明显地感受到了市场压力。付丽通过竞争上岗成为新公司劳动人事部主任，但岗位一年一聘，工资与绩效挂钩；每个职工岗位是流动的，工资是浮动的。

　　干部、职工懂了：铁饭碗其实来自企业的效益；而效益取决于每个人的劳动绩效。

　　职代会上，抱怨少了，提建议的多了。今年1月至9月，白云边销售增长16％，实现利润3976万元。（记者陈春保通讯员刘勇）

　　[点题琢磨]到底什么在改变———白云边改制释放的信号

　　胡思勇

　　国有企业性质不变、职工身份不变、劳动合同关系不变，却受到职工抵制；民营收购、职工身份社会化，却得到职工支持———白云边改制的“反常”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且从制度变迁与观念变迁说起。

　　观念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导向，具有正的或负的经济功能

　　在经济学看来，观念是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的主观框架，是一种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机制，具有正的或负的经济功能，即既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也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

　　有人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会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出现趋同。但迄今为止，趋同只是发生在具有同质性的东部地区内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中西部地区内部之间的差距有的反而扩大了。这说明，地区之间仅仅存在“条件趋同”，即只有创造与发达经济相同的条件，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才会实现。

　　实现趋同的条件是什么呢？用一个事实、从一个角度来回答。广东代表着外资推动型经济，浙江外资少，但在商业理念、创业意识方面，它与广东趋同。经济发展原本是资本、技术和制度、组织、文化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习俗、思想、观念等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社会资本”。换言之，生产力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为条件的，观念直接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激励或约束，决定着人们的行为特性，并形成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

　　改革需要付出制度替代成本，诱致性制度变迁效率较高

　　经济改革主要是两个层面的制度变迁，即宏观面的经济体制、微观面的企业组织制度。作为公共品，每个地区、每个企业都享有同等的制度受益机会，但事实上并不均等。

　　新制度引入和产生效果，取决于特定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的相容程度。如果把制度比喻为树的话，那么，观念就是土壤，决定着“树”的存活率。

　　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人们主动推进的制度变迁是诱致性的，比如浙江对市场经济的偏好。中西部地区计划经济体制较重，其改革———制度变迁则主要是强制性的，即政府主导下的新制度对传统制度的替代。这不仅更多地涉及利益调整、利益补偿问题，而且与传统观念存在更多冲突。事实上，这也是中西部地区改革效用低于东部的重要原因。“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天生酷爱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形式……有的社会赞赏和鼓励这类人物，而有的社会则认为他们是应予以压制的海盗型的冒险家。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气培植这类人物的程度和给予他们的活动范围。”从这个角度看，欠发达地区走向发达的最大任务是开辟“革新者”应有的“活动范围”，培育支持革新的“社会风气”———这种包括观念在内的、支持经济发展的社会能力。

　　白云边式改革：职工“精神模式”的变迁

　　改革初期，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商业化改革遇到巨大阻力，原因乃是人们依恋于传统“铁饭碗体制”。改革需要观念支持，但改革又在更新观念。改制不仅仅是产权的变动，而且是体制机制的变革，是企业制度能力的重塑。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应能力、竞争能力、发展能力，才是真正的“铁饭碗”———这是白云边职工抵制“三不变改革”而支持民营化的根本动因。或者说，改革成果———众多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传统国有企业的改革成功，诱致白云边职工“精神模式”变迁，进而推动企业制度变迁。

　　区域经济发展大致存在两种模式：或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或依赖政府大量补贴或外国直接投资。浙江属于前者，去年人均GDP居全国第四位，但前三位都是直辖市。2004年，浙江城镇居民的利息收入是上海的4.5倍，股息收入是上海的5.3倍。基本答案是，浙江改革是自发、诱致性的，市场化程度高，经济是全民性的，不仅资本积累快，而且可持续能力强。

　　因此，白云边改制释放了企业改革由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变的信号，它是观念变迁——社会资本积累达到新水平的自然结果，它说明支持改革的“社会能力”增强了——这正是湖北经济进一步发展非常需要的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