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了新的“脑体倒挂”时代吗？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大学生的就业遇到了空前的压力，大学生首次就业的薪资水平也一路走低，2006年年初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的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农民工的月平均预期工资水平为1100元，而我国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对首次就业的预期月薪水平仅为1000元，人们对投资“教育”产生了一个深深的怀疑：我们是否进入了一个新的“脑体倒挂”时代？

　　脑体倒挂是指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低于或等于体力劳动者在相同劳动时间内取得的劳动报酬数量。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曾出现过“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脑体倒挂”现象，那时候的脑力劳动者大多就业于体制内部门，货币工资水平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公职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而拿到高货币收入的劳动者仅是体力劳动者的一小部分，他们都就业于体制外部门，没有医疗、住房、隐性收入、非货币收入和灰色收入，也没有社会地位。所以，一方面，那时候的“脑体倒挂”其实并没有顺口溜中反映的那么夸张；另一方面，体力劳动者就其总体而言，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那些所谓的“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水平。

　　现在，大学生首次就业的薪资水平低于农民工的预期工资水平，是否说明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脑体倒挂年代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一个是“首次就业平均工资水平”，一个是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的平均薪资水平，二者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接受教育能够提高的是这个人一生的总收入，而不是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即使在有非常成熟、规范的劳动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的工资水平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低点，以后会随着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增加。就长期而言，受教育水平高或受教育时间长的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要高于受教育水平低或受教育时间短的人的收入水平，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无疑要明显地高于农民工。

　　其次，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非体力劳动等同于脑力劳动者。不是所有的室内工作、办公室工作、不费力的工作和不流汗的工作都属于脑力劳动。实际上，许多室内工作，如普通的办公室文员都属于简单劳动，体力劳动，只不过属于低强度的体力劳动而已。

　　第三，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比较不同社会群体的货币收入，而忽视了不同工作的不同特点。不同的工作在工作特点上实际差异很大，有些工作或危险、或艰苦、或枯燥、或劳累、或肮脏、或不稳定、或社会地位较低，或兼而有之，而有的工作则较安全、较有趣、较轻松，工作环境较干净、劳动强度较小、社会地位较高。这些差异会影响到对不同工作的供求关系，对不同工作不同的供求关系决定了不同工作的工资水平。没有人认为冒着生命危险采煤的工人和为摩天大楼清洁外表的“蜘蛛人”拿高于1000元的工资是“脑体倒挂”，也没有人认为在流水线上须臾不得偷闲的打工妹就一定不能拿高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

　　第四，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普遍要大大超过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非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农民工每天往往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每周往往要工作7天，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福利，缺乏稳定性，如果把实际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考虑进去的话，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各地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工资水平。

　　其实，大学生首次就业的低工资水平之所以引起社会的不安和不平，更多地是因为这些大学生的家庭为他们孩子的教育付出了太多，大量的私人教育投资最终却无法获得一个满意的回报。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大学巨额的家庭经济负担？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在大学里难以积累起有效的人力资本？这些也许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