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假证这么猖獗

　　一个“假证工厂”，1.3万枚假印章，涉及全国各地

　　毕业证、学位证、结婚证、驾驶证、行驶证、各种培训资格证、户口簿……还有不常用的离婚证、出生证、退伍证等，堪称一个“证件收藏馆”。“我们清点了一下，证件种类达65种”，北海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警官梁文龙说。

　　这些假证是北海市警方日前打掉一个特大制售假证团伙缴获的战利品，除了数千份成品、半成品假证外，还有76副假军用、民用车牌，以及1.3万枚各种单位、部门、机构的假印章。10月11日，6名民警在起获他们的造假窝点足足清点了10个小时，装了20个箱子。

　　“我们追踪了整整两个月”

　　今年8月初，群众向警方举报有人大规模制作假证，结合之前掌握的相关情况，北海市公安局决定成立专案组，拨出经费，拉开了对这个特大制售假证团伙案的“悉心经营”。

　　三中路，这里是北海市雕刻印章摊点最集中的地方，一个女人纳入了警方视线。

　　这个叫“刘×棠”的女人，每天一大早背着背包、骑着小三轮车在汽车总站和街上四处东游西逛，然后回到北海市体育馆后头一个单位宿舍的三楼一套公寓宿舍。约半小时后出来，再回到街上转悠。

　　10月，民警打算收网。11日大清早，民警发现刘×棠仍然回到体育馆附近的公寓。当她出门后转到文明路一间药房前，接过一个叫“王×华”的人转交的资料时，跟踪民警当场将两人抓获并通知另两路民警动手。

　　破门进入体育路附近公寓的民警在屋里逮住了两名青年刘×光、朱×志。公寓里堆积如山的假证件、假印章和造假用的各种证件的封皮、内页让他们大吃一惊。造假工具包括电脑、扫描仪、过塑机、

打印机竟有6台之多，“称之为一个工厂，一点也不为过”，梁文龙说。

　　造假证 日赚数百数千

　　这个造假团伙成员均为湖南双峰县人，被刑拘的6人沾亲带故：负责制作假证的刘×光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棠同村的侄子，与刘×棠联络交接资料和假证的王×华是开雕刻摊的朱×春的姐夫。

　　刘×棠在审讯中供认，刘×光原在广东开

出租车，春节后被她叫到北海，专门负责打字、扫描、电脑等工作，她自己负责制造假印章和收取资料和发货；今年5月份朱×志“加盟”后，她对其培训1个月后将制章工作交给他，自己专门负责收取资料和发货。视业务好坏，每月支付刘×光1000至1400元，朱×志800至1000元，包吃包住。

　　记者在治安支队看到，各种假证制作十分精良，肉眼根本分辨不出真伪，但制作非常简单。将真的印章扫描到电脑打印出来，做成一个轮廓分明的印模，贴在树脂版上，经过水洗、烘干，就成了一个阴阳合一的假印，比以前用刀子雕刻远为简便。而将这种树脂印用一台手工冲压机能直接在填写好内容的内页压出“钢印”来。被警方缴获的1.3万枚假印章，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和各种民办机构。

　　民警透露，这些假证团伙收入惊人，刘×棠制作一个假身份证收取20元，联系业务的人向客户收50元、100元不等；一副车牌刘×棠收200元，向客户卖出五六百元。至于

房产证、用地许可证价格更高，刘×棠每天都到北海市汽车总站发货，收入少则数百元，多的几千元也不稀奇。

　　这一团伙经常雇请一些在北海的老乡在街头张贴办证小卡片和刷写办证电话。由于一些制售假证的人曾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团伙成员十分警惕，采取了很多反侦查手段：制作假证者另外租屋居住，不住在造假窝点，只负责室内工作，不与客户接触；刘×棠与众多“业务员”交接资料或发货没有固定地点，电话随机联系，有时并不与交接资料的人见面。梁文龙说，民警每天大清早跟踪到晚上，有时两个人盯一个，却没有发现目标与谁接头，原来是将东西塞在树丛里让对方拾取。

　　为什么假证这么猖獗

　　北海市警方认为，这次捣毁的黑窝点，应该是北海市目前最大的假证制作中心，而像这样的“制假中心”当地可能不止一个。

　　记者手头掌握着同样的证据：2005年2月，一个在北海从事制售假证的湖南人曾向新华社记者举报过刘×棠团伙，声称刘×棠等为了垄断北海的假证制作，向公安机关检举其他造假者，使其亲属被公安机关处罚。举报人称，这个团伙的网络遍及防城、钦州、贵港等地，仅北海市就有100多人在承接业务。

　　北海市一名湖南籍民警说，湖南当地有一个专门买卖各种证件封皮、内页的集市，它们实际是半成品的假证，只需填写内容打上印戳就成了。

　　北海市警方缴获的假印章、假证件，堆满了治安支队的一间屋子。置身于小山一样的各种以假乱真的假公章、假身份证、假户口簿、假房产证、假毕业证、假资格证面前，让人有一种眩晕的感觉。你能想像到这些假印章、假证件后面经济和社会管理秩序的混乱，想像到它们作为罪恶的渊薮，为多少违法犯罪开启了方便之门；而全国许多地方随处可见的各种“办证联系电话”意味着这种“假证经济”是多么红火。

　　北海市委党校副教授王昌雄说，假证泛滥，首先是有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现在社会管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有一种“证件迷信”现象，凡事凭证说话，无证寸步难行，甚至出现核查身份“信证不信人”的荒唐。另一个原因是制售和购买使用假证的成本都很低，制售者一方面可以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受到的惩罚也较轻；假证使用者除了那些利用它从事不法活动的人，还有不少人购用假证是因为它远比经正规考试、培训或通过正常渠道申请办理成本低。

　　王昌雄认为，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反映出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湖南双峰县出现畸形的“假证经济”，说明当地政府对此缺乏认识，熟视无睹，在农村的普法和道德教育不到位。除了加大打击制售假证犯罪行为的力度，同时应降低证件管理服务的成本，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群众办理各种证件应该廉价。比如一副机动车牌，正规途径办理需要数百元，客观上促成了制造假车牌的生意，其他证照也有类似现象。此外，要提高使用假证的成本，比如建立社会信用的不良记录档案，将使用假证行为纳入不良记录，降低其社会信用等级，一降一升，可以从根本上起到抑制假证泛滥的作用。

　本报记者:梁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