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另一个中国”

　　■慕毅飞

　　王学泰把他新出的随笔选集取名为《发现另一个中国》（2006年5月中国档案出版社第1版），据他在“后记”所言，这是李慎之先生对他的评价，想来也是王学泰的自许。你若细心读完这本随笔，想必会点头称是：此言不虚。

　　顾名思义，“中国”就是正当中间的国家。但地球是圆的，如果不是人为界定，这球面上哪有“中间”可言？好在这“中国”之说，至少三千年前就有。那时的中国人相信“天圆地方”，所谓“中”，就是“居天下之中”，而且一信就信了几千年。不过那时的“国”，指的是都城，相当于后来所谓的京师，即使引申开去，也只是指周天子所住的那个城邦，是指汉族在中原所住的那个区域。直到秦汉，才把各民族统一后所共有的疆域叫做“中国”。“中国”具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更是满清覆灭以后的事；但这并不影响千年而下，“中都之国”深烙入了国人的骨髓。有趣的是，在世界大家庭里，中国叫“ＣＨＩＮＡ”，既没用“中”的意译，也没用“中国”的音译，却用了瓷器这很实用、很美丽，也很脆弱的物件作为指称。除了不知有没有中国在近代特别不经打的揶揄，这“ＣＨＩＮＡ”之译，至少表明了世人对“中都之国”的普遍不认可。

　　客观地说，这种生存的空间错觉，并非缘于民族的自恋，实在是过于优越的地理条件所致。北边是西伯利亚，太冷了；西边是中亚大沙漠，太热了；南边是喜马拉雅山，太高了；东边是太平洋，太大了。你不出去打别人，没有外敌可以轻易来打你。中国在近代之前，有的只是本民族之内或是兄弟民族之间的厮杀，从没有被外来的强敌征服过。这就是几乎全世界的古老文明，真正绵延至今的只有一个中华文明的原因。中国是不是居于世界之“中”可以讨论，但中国是个“老大”之中国，恐怕是无可争议的。

　　遗憾的是，又“老”又“大”，既是财富，也是包袱。别人的仰慕，常被当作了自醉的甜酒。爱国，总被表述成“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礼仪之邦”、“文明故国”的自赞自许，表述成“万里

长城”、“四大发明”、“勤劳勇敢”、“生生不息”的自我陶醉。尤其是当现代化的进程，遭遇了来自素质、体制与观念的重重制约，依然有许多国人，乐于沉浸在廉价的历史咏叹中，既羞于面对领先于我们的世界，也怯于回首满目疮痍的过去，更讳于指证深潜骨髓的陈疴。驼鸟埋首式的自慰自喜，竟成了许多人“爱国”的常态。

　　作为一个清醒的人，王学泰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这种清醒，是他单凭一卷杜诗，在被发落的那个山村里苦熬寒夜时获得的。当他从古典诗词的研究领域，转入透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真相时，找到了江湖、庙堂和民命三个独特的角度，完成了对国民性的三维扫描，实现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个精彩的重新解读，让人可以从中认识“另一个中国”。

　　中国，是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一句“父母官”，从古说到今。官民之间固然会因此而多出一些温情，但更多的则是为官者对于“子民”的威权，和子民在“子不言父过”中丧尽权利的可能。这样的家长制，发展到皇帝那里，自然登峰造极。先是有“道统”的制约，但当把皇帝视同于“圣人”后，只能听到皇帝发出的道德号召，再也听不到对皇帝的道德批评了。虽然也有过“史载”的顾忌，但专制一成熟，直笔的董狐没了，“实录”也改得面目全非。直到官至宰相的“士”，也被逼得跪着说话，知识分子一次次地习惯于噤若寒蝉、三缄其口，皇权自然就至高无上了。仅因皇帝还是“天子”，“天谴”就成了对皇帝的惟一监督。天塌地陷时，人们才会疑心，皇帝是不是出了错？王学泰的这一扫描，清晰得可怕。人们可以由此联想到清宫戏的热播，君是明君，臣是忠臣，官是清官，民是顺民，从此天下太平，难怪这还会是无数国人向往的理想社会。

　　根据王学泰的研究，开国之君出身游民的约占一半，五代十国之际的开国之君十有八九是兵痞、无赖与流浪汉。足见游民向来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孟子说：人有恒产则有恒心。沦落为游民的人，往往因为没有恒产。不谋富民，就无法安宁。但专制社会注定不可能是个富民的社会。有了游民，就会有江湖的法则。作为江湖法则的标志，自宋代开始流行的“大哥”称谓，逐渐褪去它狭隘的亲情，充塞了江湖意味，演变成一个“人以圈分”的符号，有时还会透露出拥戴大王、甘当喽罗的自我矮化，折射的恰恰是专制社会人求自保的可怜相。游民向前滑行一步，就有可能蜕变为暴民，酿发出可怕的暴力文化。“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固然是令人同情的两难选择；高歌一曲“该出手时就出手”，就赢得了亿万人的共鸣；甚至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也让中学生一拳一拳地品味过去；难怪“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噪，曾是那么深入人心。专制社会，必然是滋生暴力文化的沃土。由此令人想到，构建

和谐社会，不仅要从富民开始，而且要高度警惕游民气息、暴力文化。

　　皇权下的民命，卑如草芥，从古代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到后来的“说了干，死了算”，死多少人，从来不当回事；江湖法则中的民命，同样微如蝼蚁，《水浒传》的梁山好汉劫法场，李逵那板斧一路砍过去，倒下的几乎全是无辜的看客。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宿命。虽然马厩失了火，孔子关心的是人有没有受伤；挨宰的牛羊吓得发抖，孟子主张要给予同情。但儒家治下的古代中国，依然除了滥杀，就是酷刑，连民间的打情骂俏，也是“下油锅的”、“挨千刀的”，更不用说“血债血还”的复仇文化，向来披的都是正义的外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人为本”，才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从此，一群羊不会再比两个小姐妹重要，一根木头不会再比一个插队知青重要，一片山林也不会再比一个十四岁的中学生重要。抗台，再不是哪里危险哪里去，而且把人往安全的地方撤，甚至不怕劳民伤财、十防九空。

　　看透了这一切，你才会看懂千年的中国，看明中国的前景。正是在这个意义，王学泰让我们认识了“另一个中国”。

　　（《发现另一个中国》 王学泰 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