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私营企业家：中国典范（商人语）

　　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Ｈａｎｋ Ｐａｕｌｓｏｎ)最近访问中国的时候，将第一站选在了浙江省会城市杭州。这就是浙江经验的吸引力。

　　保尔森与那些游览上海摩天大厦的前任财长不同，他深谙中国奇迹：这种令人瞩目的发展源自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和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环境。

　　上世纪70年代，浙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仅列全国中游，今天却已排名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天津和上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比较。上述三个排在浙江前面的地区都属于直辖市，没有农业部门。浙江尽管工业化程度很高，但仍拥有大量农村人口。若在可比的基础上比较，浙江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

　　不过，我们仍低估了浙江取得的成就，因为ＧＤＰ可能无法准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财富。让我们看看有关财富创造的其他一些指标。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浙江城镇居民的利息收入是上海的4．5倍，股息收入是上海的5．3倍。尽管上海的人均ＧＤＰ更高，受到外国人称赞的摩天大楼更多，但在浙江和上海之间却存在这样的差距，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在浙江，更多的人拥有并经营着成功的小企业。同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浙江家庭的平均创业人口是上海的3．4倍。

　　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是：一种是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模式，另一种则依赖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国家行业政策以及得到政府大量补贴的外国直接投资。

　　浙江模式也为中国面临的两个棘手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发展缓慢的农村地区和陷入困境的银行体系。浙江的银行是中国业绩最好的银行。一位银行经理告诉我，他的浙江分行的利润，相当于该行在中国所有分行的利润总和。其原因既不神秘也不复杂。浙江的银行早就开始向私营企业放贷，远远早于中国其他地区。如今，浙江已经拥有了一个健康发展的企业部门，能够进行明智投资，并如期偿还贷款。

　　许多人都忘了，在上世纪70年代，浙江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这就是浙江模式和中国农村问题解决路径之间的关联之处。中国农民极具创业精神，浙江省如今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许多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农民企业家创办的。浙江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农业小镇。不管西方经济学家怎么吹嘘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于消除贫困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却是中国农村地区的有利环境——不仅农业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还放松了管制，减少了政府的干预，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融资途径。

　　仅有企业家精神并不能创造价值，它必须与资源和产权保护相结合。在企业家精神与资源结合方面，浙江省的工作做得比较好。要采用浙江模式，就要从根本上扭转对农民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认为，农村问题就是劳动力补偿问题——需要引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建立大量工业区，以便创造工作机会。这种观点不能算错，但过于狭隘。

　　中国农村更为基本的问题是资本收益问题。中国需要进行改革，使农村居民能够获益于自己的创业才华与经商能力。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