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彭秉权：穷人银行在台湾，可能吗

　　台湾中时电子报今天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对实行乡村银行提出看法，作者表示，孟加拉国经济学者尤努斯为抗贫所做的努力付出，使他荣获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说实至名归，引发大家关注与赞扬也是自然。他推动的抗贫方案──乡村银行──确实值得有志者效法。

　　且不论运作细节的差异，尤努斯为贫户提供的金融服务，和台湾民间早有的集资机制──「互助会」，有着类似的社会基础──信用。台湾早年正式金融机构驻点尚不普及，「互助会」在因应个人急难与筹措小额资金方面，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不过，随着投机风气日兴（如大家乐之类的签赌风气），以及人口地理流动日趋频繁，这种民间集资的互助活动慢慢成为非正式金融体制里的地雷，倒会事件频传，渐渐失去应有正面的功能。如今，只有在彼此仍共处在具有充分信任感的网络中，或凭借特定组织对成员仍有相对约束能力之下（如学校、行政机关的雇员之间），人们才会愿意参与这样的金融互助活动。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能够避免被坏账拖垮，靠的是需求者间连带保证的信用机制。它凭恃的并非「穷人也有自尊」这种天真、抽象的话语，它更需要具有约束力与支持性的社会网络。如果对紧急、小额金融服务有需求的群众间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尤努斯的方案就缺乏推行的可能性。因此，若论尤努斯的获奖对台湾有何启示，笔者以为，除了拿这么一位「穷人银行家」来暗讽台湾吴辜蔡集团在政商势力的钻营、在卡债问题上的高姿态之外，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在当今台湾，参与「互助会」变成高风险的举动？

　　提出以上看法倒不是在慨叹往日美好时光、人情信用一去不返，或者从根本否定尤努斯乡村银行在台湾的可行性。因为即使所谓更先进的美国，也会有类似的脱贫行动，问题症结不过就是：如何恢复或重建这种机制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信任感，尤其是在对此有特别需求的弱势者之间。

　　其次，台湾不是孟加拉国。把贷款拿去养十几只鸡鸭，不足以养活一家老小。我们不能过度天真地以为，只要让穷人取得贷款，他们自有所需的技能，并会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失败的投资就会变成无法偿还债务，成为互助银行的呆账。因此，教育训练其实是所谓「先进国家」推动类似方案的重要配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育训练不只是传授特殊技艺（如成人才艺班），或培养所谓先进技能（如职训班）。它必须考虑，未来的贷款人都将是经营个人小资企业（好比小的小区型清洁公司、个体型的小区托育保母）的主管，而不是职训之后投入劳动市场的求职者，因此他们需要经营管理的训练，需要具备规划、营销的能力，并懂得如何在市场中为自己找到发挥所长的利基。

　　此外，教育训练还有个重要的附加功能：为未来连带保证人建立互信的基础，甚至为未来个别小企业，提供相互支持、交工、联盟经营的可能。换言之，这样的教育训练差不多就是「穷人的EMBA」：提供机会让学员认识未来同业、跨业合作的伙伴──除了没有像大老板们一样取得学位之外。

　　如果类似尤努斯的方案要在台湾生根、推广，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金融老板们的良心发现，不只是「穷人的自尊」、「找回过往质朴的人心」，我们更需要的其实是一套不同于目前职训、成人才艺、补校体制的（成人）社会教育训练体制。

　　（作者彭秉权 为美国俄亥俄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