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宁纵论国资再改革

　　邵宁纵论国资再改革

　　更多考虑引进外部投资者

　　大企业要推动股权多元化

　　本报记者秦旭东西安报道

　　“越是大的企业，改制方式的选择越应该有外部投资者进入，能够带入资金、技术、产品和管理方面新的因素，一般讲效果会比内部人接盘好。”

　　9月27日，在西安召开的2006城市国资论坛上，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演讲让与会者印象深刻。

　　邵宁长期负责企业管理和改革工作，被公认为是对国资改革有深刻认识的“学者型官员”。

　　会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纵谈国资改革的下一步。

　　“前一段国企改制方式上，转让给内部人的比重稍大了”

　　《21世纪》：这次论坛探讨的主要是中心城市的国企改革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目前这方面的进展如何？

　　邵宁：目前看，地方国企改革是以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为主，国有大型企业改革为辅，同时加上关闭破产和企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措施。

　　从改制的角度，从全国范围讲，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经达到90%，东部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已经基本完成，西部的一些国有企业、老工业城市等还有少量的企业需要改革。

　　从结构调整的角度，到去年底我们一共做完的大中型困难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项目是3658户，涉及到719万职工。我们已编制了关闭破产的四年规划，到2008年这项工作大体上结束，努力让最后的2100户困难企业350万职工能够平稳地退出市场。

　　《21世纪》：中心城市国企改革的深化，下一步该怎么走？

　　邵宁：除了按照政策和法规去推进改制、完善改制程序和规范国有产权流动之外，还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改制方式的合理选择，另一个是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

　　反思前一段的改革，我们稍微有一些担心，在改制方式上，转让给内部人(包括经营者、职工)的比重稍微大了一点。转让给内部人是最容易推的改制方式，因为控制权没有转移，阻力最小；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有可能通过改制得到好处。但是这种方式的改制没有新的资金、产品和技术进入，在管理方面也没有新的因素。企业是改制了，关切度确实有提高，但能不能发展起来并不一定。

　　越是大的企业，改制方式的选择越应该有外部投资者进入，能够带入资金、技术、产品和管理方面新的因素，一般讲效果会比内部人接盘好。

　　前一段之所以转让给内部人的改制比重多了一点，和出资人不到位也有关系。因为要推外部投资者进入，必须以出资人为主导。

　　“竞争领域国有大企业的进退，取决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21世纪》：下一步改革将更多涉及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涉及国有经济的布局，进退如何把握？

　　邵宁：从全局角度讲，有一块是我们必退的，国企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主要是中小企业层面；有一块是国有经济需要保的，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比如像基础设施领域的，当企业自身利益和社会责任发生矛盾的时候，为社会目标，有时候需要牺牲一些企业的利益，在现阶段还是以国有控股为好。

　　所谓的“国计民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国家对核心产业发展的考虑。核心产业里面有哪些核心企业在起主导作用。

　　最近有了一些变化，外商收购我们的龙头企业的现象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明确化，有可能出一个名单和一套审查程序。这样国计民生的概念就具体化了。

　　除了主动要退和要保的之外，剩下的都是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是退是进，我觉得取决于股东的经济性选择，选择的依据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前一段这个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一方面是该退的没有退完，要消化的历史遗留问题还很多。第二个原因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不到位，提不出来这样的问题。现在各级国资委到位以后，有保值增值的责任。这样我们的行为就会更加市场化。

　　如果出资人到位，并有明确的保值增值的责任，就有一种经济上的考虑，即使同样类型的企业，由于所处的竞争状态不同，进与退的选择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觉得，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可以这样概括：我们有一块是必须主动退出的，我们不具备比较优势；有一块是国有经济应该控制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其他的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企业与其他的所有制企业应该是一个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关系。进与退取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取决于股东的经济选择。

　　《21世纪》：那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企业，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邵宁：改革方向还是产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吸引外部投资者，一种是上市。战略投资者往往有控股权的要求，由于中央企业特殊的地位，推进多元化比较现实的途径是上市，包括境内、境外上市，这对国有大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于国有独资公司，国资委正在推进规范董事会的试点。现在很多的中央企业不是公司制，即使已经改制的，董事会也非常不规范，都是内部人组成，实际上也是一把手负责制。而班子内部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制衡。现在建立规范董事会的试点，目的就是改善董事会的结构，把外部董事派进去，而且要占到一半以上，在企业内部形成制衡。

　　外部董事由国资委选任，对国资委负责。试点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初步成效已经显现。

　　“国企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真正结合”

　　《21世纪》：从长远目标看，国企改革怎么样才算是成功完成了？

　　邵宁：一个城市国企改革完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不能说改制面接近100%就算成功了。可能要换一个角度看。

　　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当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发现传统的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完全不适应，企业不适应、职工不适应、外部环境也不适应。我们推进改革就想办法使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企业能适应，职工能适应，外部体制环境也能适应。根本地看，就是要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的有机结合。

　　如果以企业为中心表述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我们退出去的企业能不能适应市场。这不是去看那些好的企业，而是看改制以后又出现问题的企业，如果改制以后再出问题，职工能够通过市场消散，矛盾能够通过市场化解，这就说明成功了。

　　第二个，看改制以后仍然有国有经济成分的企业能不能适应市场。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管理方式能不能跟市场化接轨。具体要求就是出资人到位，治理结构规范化，历史包袱消除，国有股权可以市场化流动，职工和经营者都应市场化。或者说，有国有企业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国有职工和经营者。

　　不但其运行模式和市场完全对接，而且退出通道———不管是出售、转让、重组、破产，也要通畅和市场化。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真正结合，成为市场经济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硬塞进去、难以融合的一个部分。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超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范畴，涉及到很多政府的社会职能，需要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