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告诉我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蒋心和

　　

翻开历史，历经半个世纪沧桑岁月，长盛不衰的事物能有多少？本周日将迎来百届盛典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就是其中的一个。

　　打开一扇“窗”

　　上海的“老广交”中，朱俊新并不是资格最老的。不过至今仍在岗位上工作的，朱俊新或许是屈指可数中的一个。前天上午，沐浴在初秋的阳光下，头发斑白的朱俊新侃侃而谈。1961年，朱俊新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成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一名外销员。在外销员岗位上，朱俊新一干就是45个春秋。

　　虽然轻工上海分公司自首届广交会起年年派人参加，但朱俊新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才第一次参加秋季广交会。那时，能参加广交会直接与外商洽谈外贸生意，朱俊新兴奋得不得了。由于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那时只能坐在“家里”做外贸生意，公司从外销员到经理，几乎没有一人出过国。他说，当时做外贸，外销员都是在上海公司里天天给外商写信，通过信函做生意。没有一个月时间，外商根本不可能给你回音。当然，前来上海洽谈采购的外商也有，但人数很少。后来有了电报，但字数严格限制，因为费用很高。至于通过电话、电传、传真和电脑网络，那都是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能出差到广州参加广交会面对面与外商洽谈，这是对外销员最大的信任和“奖励”，当时我国与国外直接开展经贸合作的渠道只有广交会。改革开放前上海13家专业外贸公司的一半以上客户，都是在广交会上结识的，广交会对外贸出口的作用可见一斑。

　　打开一扇窗，广交会成为新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么一扇窗，有了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平台，才培养了一大批外贸人才，从而为以后包括上海在内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

　　今年已经63岁的朱忠浩也是“老广交”，如今担任上海丝绸集团丝绸部经理。从1969年首次参加广交会至今，朱忠浩见证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那时，能与外商洽谈贸易的场所，全国只有广交会，而现在多得数不清。当时我国对外贸实行管制，规定只有“广大上青天”（即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和天津）五个口岸可以做外贸，因此参加广交会的只有这五个地方的外贸公司派出人员，而现在则向所有企业开放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应邀参加广交会的外商中，80%以上来自我国港澳地区和东南亚，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客商很少。而现在，参加广交会的客商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广交会的神奇作用。

　　走市场化道路

　　33年前，钟伟民从部队复员。自此，他与外贸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忆起1975年秋天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情景，如今已是东方国际集团副总裁的钟伟民，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工作的一幕幕场景。

　　“那时参加广交会由各中央外贸总公司组团，我所在的上海服装进出口分公司归属于中国

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钟伟民说，秋季广交会10月15日开幕，我们国庆节那天就乘火车南下了。为什么去这么早？因为总公司要组织学习，学习政治、外事纪律教育、分析国际市场行情、进行出口价格准备，等等。那时，每人发一本小本子，我们称为“天书”。为何叫“天书”，因为里面印着对外出口的商品品种、规格、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售价及上下掌握范围，因为里面的内容是内部机密，不得对外公开，所以叫“天书”。那时实行计划经济，外贸出口也不例外。生产什么商品、数量多少、卖什么价，都是计划定好的，工厂、外贸公司都不能“自说自话”。钟伟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他负责经营的劳动纱袜非常畅销，每次广交会，他们公司展位上总是排起长龙，外商尤其是日本客商争着要货。钟伟民说，照现在人的想法，多生产一些不就得了，但那时做不到，因为要求工厂增加产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外贸把我国与世界上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连在一起，按理说，发展外贸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针对某些商品供不应求现象，解决之道一是增加产量，二是随行就市提高售价，即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进行调节。然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尽管我国打开了与世界沟通的一扇窗，但在具体业务操作时，却严格按照计划经济的一套做法，这就使原本可以做大的出口生意变得困难起来，外贸出口也长期停滞不前。这种用计划经济手段开展外贸的怪现象，直到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逐步得到改变，即外贸出口以销定产，而不再以产定销。去年，上海外贸出口906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30多倍。很明显，只有坚持走市场化道路，上海外贸出口才能历久弥新并持续健康地盘旋向上。

　　曾经的艰苦记忆

　　俞新龙第一次参加广交会，是1979年的春天。时光虽已流逝27年，年逾半百的俞新龙依然对当年广交会之行记忆犹新。临行前，母亲放心不下儿子出远门，特地煮了10个鸭蛋，熬了一瓶豆瓣酱，要俞新龙带到广州去。

　　当时国内百废待兴，普通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那时广交会加上前期准备和会后总结，一去就要40多天。生活条件与现在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没有宾馆，住宿在部队招待所，10多人一个大房间，睡双层铺。天热没有空调，开窗蚊子纷纷进来侵扰，点燃又粗又长的蚊香，则呛得人直咳嗽。洗澡是个不小的问题，俞新龙那时年轻力壮，没有热水也不碍事，天天冷水冲凉，年岁大些和体弱的，只能提个热水瓶，掺着冷水将就。

　　生活上艰苦些算不了什么，那时也没有人会提意见闹情绪，因为能参加广交会已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朱忠浩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条件那样艰苦，但每个外销员的工作干劲没有说的。一天下来，几乎每个外销员手里都拿着10多个甚至几十个合同，规定必须第二天制订后交给客户。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对近洋合同，规定用复印纸手写，一式十份，几乎没有人手指上不磨出老茧的。对远洋合同，规定用打字机打。每天晚饭后，招待所各个房间灯火通明，劈劈啪啪的打字声一直要到凌晨一二点钟才会停息。朱忠浩说，虽然人很累，但大家觉悟很高没有怨言，因为目标很明确：国家急需外汇，我们理应努力工作。

　　如今参加广交会，这种工作上、生活上艰苦奋斗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当年“老广交”们创立的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正一代一代传下去。正如钟伟民、朱俊新等“老广交”所说：无论我们国家和自己所在企业外贸事业怎样发展，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广交会好传统不能丢。艰苦奋斗到永远，这既是“老广交”们的殷切希望，也应成为一代又一代“新广交”们的不懈追求，因为传统和创新并不矛盾，而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支撑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生活上艰苦些算不了什么，那时也没有人会提意见闹情绪，因为能参加广交会已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