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抗艾斗士”来华求援：反跨国垄断从民间开始

　　本报记者陈楫宝北京、上海报道

　　哈米尔德此次来华谈判的中方是以上海迪赛诺为主，这家目前中国最大的抗艾滋病原料药出口商，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四家提供抗艾药中最大的一家。

　　70岁的约瑟夫·哈米尔德(YusufHamied)独自飞赴上海。

　　三天后，这位印度最大的医药企业西普拉(Cipla)公司主席，一个电话招来了包括该公司的CEO、研发总监、市场总监等5位高层及第二大股东赶赴上海。

　　据称，选择在9月中旬的这次海外谈判，是该公司谈判阵容最为齐整的一次。

　　“我们就是来寻求中方合作，希望双方联手，能够对抗跨国垄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位被全球抗艾滋病领域赞誉为斗士的老者，对当前抗艾滋病药跨国公司集团专利垄断极度不满。

　　印度斗士

　　在抗艾滋病药市场，跨国公司在印度几乎全部铩羽而归。

　　阻击手即是哈米尔德。“没有错，在印度市场，抗艾滋病进口药几乎绝迹，我们生产的药品将患者一年的费用降低到300美元，他们还能做吗？”哈米尔德说。

　　最近一期美国《财富》杂志评论说，Hamied博士提倡并领导了全球抗HIV和艾滋病斗争。而西普拉公司首家提供了三种鸡尾酒药物，其中Triomune使那些处在死亡边缘的HIV阳性患者能以较低的价格治疗。

　　西普拉公司成立于1936年，是印度本土排名第一的制药企业，拥有40亿美元资产，药品以低廉的价格行销163个国家。

　　西普拉公司涉足抗艾滋病药道路曲折：1993年，在印度政府的提议下，西普拉公司研制出当时已知的唯一一种对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以相当于每天2美元的价格推向印度市场，当时普遍的国际价格为每天10多美元。

　　尽管如此，2美元/天的价格仍在大部分印度人的承受范围之外，销售惨淡。当年年末，西普拉公司停止生产齐多夫定，并且对未来开发抗艾滋病药的兴趣全无。

　　转机发生在1997年。哈米尔德回忆说，当年公司读到了HARRT（高活性抗病毒疗法）医学报告，报告宣称，一种由三种药物组成的鸡尾酒疗法可以有效地抑制HIV病毒。三种药物本质上由每天至少需要服用的6片药片组成。在那个时候，这些药片分别由不同的跨国公司生产，而这些跨国公司却无权将其合成在一种药片之中。

　　2000年，西普拉公司研制鸡尾酒疗法药品获得成功，即后来的产品Triomune，是当年最佳组合。“在印度，对这些救命的药没有专利保护”，因此，西普拉公司可以合法地将其合成在一起。

　　2000年9月，西普拉公司推出了面向全球的Triomune，价格为800美元每人每年，而当时普遍的国际价格为超过10000美元-15000美元。

　　西普拉公司举动引起了跨国公司们恐慌。他们阻击官方审批通过，他们攻击印度药品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违反美国专利法，甚至怀疑它们是否安全有效。

　　但是这些专利的反击在毫无专利保护的印度没有任何力量。跨国公司的努力换来的却是更加严峻的事实：西普拉公司作出决定，向任何有意自主生产抗艾滋病药物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完全免费的技术支持。2001年2月，Tiromune价格更是降到了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

　　在印度，跨国公司全面退出，并在非洲进行大幅降价，进行自救。尽管如此，目前在全球正在接受治疗的100万人中，有40万人正在使用来自印度的仿制药。

　　中印局势

　　中国则远没有这么幸运。

　　日前，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数字是，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万人，其中艾滋病患者约8万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青壮年为主，大多在农村，局部地区正面临集中发病和死亡的高峰。

　　从2002年10月开始，中国政府启动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活动，至今启动三年多时间，据本报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获取消息，我国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已从最初的100人迅速扩展为2.6万人，接受免费治疗的患者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来5年，我国计划累计治疗艾滋病人7万至10万人。

　　无论是政府出资还是个人商业治疗，均是笔沉重的负担，主要来源于药品的购买。

　　为了降低成本，国家一度寄希望于国产仿制药的上市。因此，2002年，国家重点支持了一些药厂仿制和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此后，国家几番与跨国公司交手，谈判，将价格降低了2/3，并且减免了进口关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但依然使患者难以承受。

　　据悉中国合法仿制的5种药已或将会出现耐药性，而一旦产生耐药性，这些药就基本失去疗效，需要补充新的药品来支持治疗。此前，中国政府与两家跨国公司谈判，进口了两款专利药，但对于快速变异的艾滋病病毒而言，这还远远不够。

　　跟印度不受专利保护不同，中国有严厉的专利保护法，并且近年来被欧美不断抨击专利保护不力，根本不敢进行侵犯专利仿制。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印两国未来将面临着严峻局势：据联合国报告估计，到2015年，全世界将有7500万HIV阳性病例。其中将近一半即3500万人发生在印度。除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之外，俄罗斯、中国和东南亚正在遭受新的艾滋病爆发疫情，并且都处在大范围传染的边缘。如果不采取防治措施，到2010年中国总计将有1000万人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

　　报告警告说随着HIV／AIDS感染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中国的艾滋病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

　　“中印两国必须联手，采取强硬措施，不排除强制许可仿制专利药品。”哈米尔德建议。

　　“强制许可”的可能性

　　哈米尔德呼吁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授权的范围内，可以大胆的进行强制许可。

　　所谓强制性许可，则是WTO体制内合法协议，即TRIPs协定（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

　　根据TRIPs相关规定，如果专利保护与强制许可（公共政策）之间发生巨大矛盾，政府可以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不经专利人的自愿同意，授予该项专利的实施许可，并支付合理的专利费用。但是，启动该条款有许多复杂的条件，并缺乏实施细则。

　　要实施这项条款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条件是“出现重大疫情，危害公众健康安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位艾滋病研究专家指出，“启动实施‘强制许可’措施可能性不大，因为里面有很多复杂、繁琐的条款。”

　　在采访中，哈米尔德表示，他正着手从民间层面寻求合作，即在中国投资或者与中方合作，获得更多的药品原料。

　　对此，他分析说，从可持续供应的角度来看，未来的主要瓶颈在于对于需求的估计和用于成药的活性原料药的生产能力。没有一种抗艾滋病的原料药是简单分子，恰恰相反，它们的合成非常复杂。而且，没有一种抗艾滋病药是低剂量的，如果我们计划每年生产100万人所需的Triomune，我们就需要30吨司他夫定，110吨拉米夫定和146吨奈韦拉平。这些药品需要大量原料。仅奈非那韦一项，按照每年100万病人计算，就需要900吨的原料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不管是仿制药公司还是跨国制药公司，有能力达到那样的生产规模。

　　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无论从成本考虑，还是原料药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哈米尔德认为中国企业是全球最合适的合作方。

　　据本报调查，哈米尔德此次来华谈判的中方是以上海迪赛诺为主，这家目前中国最大的抗艾滋病原料药出口商，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四家提供抗艾药中最大的一家，一度占有政府采购70%份额。

　　上海迪赛诺是目前国内可以全部生产5种合法抗艾药的企业，主要生产原料出口南美、拉美和印度等国家，有意思的是，该公司原料药在印度西普拉公司进口中占据了重要比例。

　　如何联手？哈米尔德表示，“包括投资建立生产基地，或者完全技术支持，参股、控股都有可能”。

　　对于双方更详细的合作细节，双方均予以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