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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杨中明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国家发改委发出《部署开展国庆假期期间市场价格检查的通知》，《通知》特别指出：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月饼价格问题。而不久前，包
括国家发改委在内的四大部委也联合发出《关于规范月饼价格、质量、包装及搭售等行为的公告》。
小小月饼价格并不是今年才惊动国家部委大驾的，去年中秋前夕也有类似的《公告》发出。不用说，这都是天价月饼惹的祸。国家发改委今年列举的黑名单包括：2003年标价31万元的“中秋月饼加住房”，2004年卖价18万元、内含一件纯金金佛的月饼礼盒。
黑名单里没有“2005年”——听说《公告》一出来，去年天价月饼基本绝迹。但富有质疑精神的人们一定要追问一句：真的吗？
质疑的首条理由是：请问什么是天价月饼？按照常识，上万的月饼肯定是“天价”，但上千的呢？几百的呢？如果按照几块钱一个的普通月饼来说，四五百元一盒的月饼是否也将归入“天价”行列？何况，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对“天价”的心理标准也相差很远。
但这项政策一出台就注定了“天价月饼”不会有具体标准。因为月饼价格是放开的价格，完全由市场竞争形成。加强月饼价格管理，不能采取过去严格管制的办法，更不能由政府制定月饼价格。一旦明确了“天价月饼”标准，政府无疑是对月饼价格设置了上限，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市场准则。因此，四部委以《公告》的形式发布公共政策也是小心翼翼、颇费心思的——公告本身不是法律、行政法规，也不是政府规章，它仅是一个行政指导性文件。
我们知道，政府干预的公共政策能否达成预期目标，不仅取决于政策设计，还取决于政策执行。“天价月饼”政策执行将导致以下可能：一，具体标准缺失下的执行效率低下和执行随意性增加；二，各地标准不统一产生对立情绪，进而付出道德成本，降低政策的权威刚性；三，标准的“灵活掌握”增加了权力寻租的几率，厂商为此付出的成本必将加在消费者头上，本应该由厂商承担的政策风险却转移给消费者。
在实际的操作中，政策主要干预的两个对象——月饼厂商和贿赂者，也会轻易找到应对措施。月饼厂商可以放弃动辄上万的天价月饼，但大幅度提高普通月饼的价格，并采取非常规手段降低成本；以月饼之名行贿赂之实者，也可以化整为零（原来送一盒，现在送几盒），逃脱监管，甚至采取买普通月饼夹现金等等手段——我们难道会因为贿赂者使用了人民币，而禁止人民币流通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天价月饼的供给上，而在天价月饼的需求上——虽然理想的状况是双管齐下，但干预供给明显存在先天不足、风险成本被转移等情况，在政策的设计上应该侧重抑制天价月饼需求，比如利用中秋大力打击行贿受贿行为以形成长效法律机制，比如宣传健康的送礼观以形成道德约束机制。即使要干预供给，也应尽量采取市场手段，比如颁布激励政策在工商税收诸多方面对质优价廉月饼生产、销售上予以鼓励，从而形成良性的市场机制。
天价月饼供给干预政策存在诸多隐性风险，但为什么仍选择了干预供给？一个显然的原因是，干预供给更简单、短期内效果更明显，虽然这治标并不治本。更可怕的是，现在竟有更简单的方式：要求政府公布月饼成本。这种要求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成本加上合理利润就应该是市场价格。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市场经济下，决定价格的因素主要是供求关系而不是成本。也就是说，成本1元的月饼，只要有人买，就可以卖10元，甚至更高，如果没有人买，也许5角他也要卖。多少利润才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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