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躯壳，文化是灵魂

　　制度是躯壳，文化是灵魂

　　———回复方亮先生，兼质疑主流观念

　　读者有话说

　　·编者按·

　　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遗憾的是我们缺少更多伟大的思想者。大学作为民族和人类思想的载体，今天却灵魂迷茫，精神黯淡。本报策划“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系列正是召唤那种逝去的灵性和灵魂。姚国华先生为我们撰文《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大学校长的禀赋》，他观点犀利甚至充满“情绪”，正确与否，唯有讨论方见真知。抛砖引玉亦为姚先生之初衷。文章既出，评者日众。此次，方先生与姚先生论道，以期讨论能日益深入。

　　文/姚国华

　　首先得承认，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制度与文化是一体的，到底谁决定谁，要看人们所取的视角。但是，它们之间，谁是躯壳、载体，谁是灵魂、内核，这是不能混淆的。制度是躯壳，文化是灵魂。反过来就说不通了，甚至很荒唐。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关系与秩序，是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约束力量，它是由人的意志予以规定、约定，并且获得人们普遍的理性的确认，由此构成现实生活里的秩序。因此，制度一旦确立就是硬的，没有生命，不可能是灵魂，除非你相信在人们之上，还存在一个神秘的幽灵。如果你承认这个“幽灵”就是人们的文化共识，就是社会的文化认同，那也对了；如果不是，那就活见鬼了！———灵魂只能是人的自觉意识，只能是文化。文化是活的，制度是死的，有文化认同的制度才有生机。反过来，有制度保障的文化，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把文化理解为“文明化”的进程也可以，文明则是“文化”的结果。文明化进程的核心在哪里？在“文”！正如生命进化的核心是其基因结构，文明进程的核心是人这一能动的主体所特有的自觉意识与心灵结构，这是人区别于普通生命的根本。因此，文化与文明相对，是指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历程。文明的动力源自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在特定的文化氛围里升华为社会的凝聚力、创造力。

　　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首先需要一批文化精英的探索与创造，然后影响社会公众的思维方式与人格取向，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制度与秩序。对大学精神的呼唤，并不是渴望“一个大贤大智者横空出世”，也不是希冀“当权者思想化、哲学化的提升”，而是要呼唤一批知识分子开掘内心的理性与良知，凝聚为真正的大学精神，进而重塑国民精神。在这里，合理的大学制度很关键，但它的前提仍然是一批具备超越的理性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屁股支配脑袋的利益集团。因此，无论在整个社会层次上，还是在大学层次上，文化都是制度的灵魂。

　　可是，以方亮先生的观点，也是今天主流舆论的观点，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制度缺失，而社会进步的希望则寄托于一种制度安排。可是谁对制度缺失负责，谁又来安排这种制度呢？那当然只能是政治当局了。原来，这一立场仍然是把所有问题及其责任推给政府，这不又回到中国古老的政治本位上去了吗？

　　哪里有什么华人学者在国外安心做学问，却要回国来陷入名利与焦躁中？来华

留学生在本国安守秩序，到了中国就会乱来吗？人在不同制度的即使稍有不同表现，那也是人与环境关系的自觉调整，基本价值取向并没有大的改变。当然，这是指已经具备成熟人格的人，而不是孩子，或者心灵单薄的人。

　　现代制度不是上帝给的，不是官方给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约定。制度的好与坏，与社会文化状态相联系。因此，离开人的内心世界的建构，去谈制度建设反而是一种空中楼阁，这却是今天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因为制度是一个客体，好象跟自己内在的人格没有关系。人们说国家大事，说当局，说人民，总是头头是道，与自己无关。因此大谈制度，其实是一种心理逃避。

　　文化不是文人的趣味。平等、自由、正义首先是一种文化价值，正是大学精神所要建构的“自发秩序”之基础。所谓“提倡人们热爱自由、平等，执着于公平、正义，要比……重要万倍。”的说法要警惕，这里包含一个食洋不化的思维陷阱：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是天然或天赋的。不，这些文化价值只存在于西方特定文化背景(基督教的天空)里，中国文化传统里并不存在这个东西。因此，离开文化基础的重建直接照搬，结果只能跟其他“国际接轨”一样诞下怪胎。我强调大学重建，正是要从文化的根上培植有独立生命的理性精神内核，形成“自发秩序”。

　　制度是躯壳，与文化内核的演进自然是一体的。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制度，正是因为失去理

性文化的约束，成了自负与放纵的乐园，这种制度的失败根源于其文化灵魂的死亡。

　　但在当代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决定论，如今流行的制度决定论，都在重蹈近代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之覆辙。人们只看到西方强势文明的外壳，以为直接模仿、照搬、赶超就可以跟别人一样强势；人们看不到西方文明两千多年一贯的理性文化灵魂，想不到自己的崛起也需要自己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通过大学运动来形成新的民族精神，从而推进有生命力的制度建设，支撑有独立生机与战略

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实现全民族的内在崛起。

　　我所批评的经济学家，并不包括少数清醒者，只是特指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看不到西方经济背后的文化前提，只照搬西方经济的有形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