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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除了污染造成的损失外，报告还对治理成本进行了核算。核算表明，2004年全国生产总值GDP为159878亿元，虚拟治理成本为28
74亿元，经虚拟治理成本调整的生产总值为15700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为了配合国家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河北省、辽宁省、安徽省、浙江省、四川省、广东省和海南省十个省(直辖市)开展了试点工作。目前试点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前完成试点。
绿色GDP核算是提升国民“环境道德”重要一步。尽管绿色GDP核算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存在一些异议，但无疑，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了一种牢固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确是通过透支环境取得的，是以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大量破坏为代价的。另外，报告也显示，中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投入和效率均不足，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能够寻找到更好的治理环境的动力学机制。
我们应该考虑激励地方政府来参与一个公平而高效“环保游戏”。例如，可以考虑将环保问题纳入地方官员升迁的重要考核指标。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考虑在财政税收的体制上进行创新，以及在污染权交易等国外成熟的制度安排上做更多的文章。
举例来说，2004年中国环境污染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43亿元，而实际治理成本是959.65亿元，合计总成本为3834.08亿元。在所有的资源污染中，水资源污染治理成本最高(例如黑龙江水资源污染事件)，大约占总治理成本的56.2%。但是治理水污染存在着几个行政区域联动的问题(一条河往往流经几个省)，仅河域上的一省勤奋是不够的，因为其他省份可以搭便车，美国学者HilarySigman曾经描述了美国《水清洁法》实施之后不久，就导致一些州搭另一些州的便车行为，使得治理环境的成本大量淤积在下游，并且上游的州不给下游的州补偿。
除此以外，最近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是，美国加州单独通过了减少气体污染的目标，为美国布什政府丑陋地退出《京都议定书》挽回了一些名誉。如果将其看作一个单独的经济体的话，加州的温室气体排放在世界排第12位。让加州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它看到了危险性，很多环保的问题可以由加州自己“内化”：加州的山脉的积雪溶化问题，在未来这里将丧失滑雪的乐趣，农业的雪水灌溉也变得岌岌可危，未来森林火灾和干旱的可能性加剧。所以，加州做出了比《京都议定书》还超前的标准，2020年的气体污染排放水准要回到1990年的水平。加州的环境改革主要依赖的就是气体排放权交易。加州规定设立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市场，允许排放量低于标准的企业向超标企业出售指标。虽然，这可能在短时间内打击就业，但是，从长期看，肯定会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环保能力。
加州的事例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是否可以考虑在未来大规模地在几个“指定省”试点排污权交易？或者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合适的硫排放的税，这项税种即使再庞大也不进入中央财政，而是变成一种对环保举措有力、效果明显的省份(或地方政府)的奖励？
另外，中国已经开始享受《京都议定书》带来的好处，由于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向世界出售他们的排放权配额。那么未来，中国能否考虑在各省(或者试点省)推广这种炭排放或者氮排放的指标交易，从而形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做法的一致性和互动性。这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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