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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告第一财经记者的官司以庭外和解告终，建行“加薪”事件也以建行主动辟谣而渐渐平息。这两件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细心的人不禁发现，都是与薪资多少有关，前者是因第一财经报道富士康压榨员工，员工每天加班加点地干活，而每月薪水只及当地劳动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后者则是由于媒体误报将加薪30%，引发社会对垄断经营企业薪水过高的指责。可见，在当今社会，企业薪资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过高或过低都容易遭人诟病。
企业给员工发多少薪水，应该说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就不容外界指责，这也是富士康公司敢跳出来状告第一财经记者、并一度要求索赔3000万元的根本原因。有意思的是，国内公众在对这两件事情进行批判时，大多也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将其放在道德的“火炉”上进行拷问，因为从法律的角度，的确找不到批判的依据。
对于企业薪资水平的问题，经济界中也有深入分析和讨论，比如大家熟悉的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制等，大都是与员工的贡献大小有关。但是，在经济学中还记录了一些另类的观点和案例，比如20世纪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面对如何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时，就曾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做法，当时企业界流行的也是“减员增效”、“降薪增效”的做法，可福特先生背道而驰，他将企业的工人工资提高三倍，大大高于行业工资水平。
福特先生的想法是，低薪不一定能制止工人偷懒，但如果将工资提高三倍，工人日工资从3美元提高到8美元，工人将备加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不敢在工作中出任何差错，否则将再难以找到这样一个"金饭碗"。事实证明福特先生的想法是对的，给工人加薪的结果是福特公司的经济效益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增加，他本人也从此成为闻名世界的汽车大王，而那些为他工作的工人也因为收入大幅提高，劳资之间的矛盾也大大缓解。
说福特公司这么一个案例，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企业加薪、限薪的目的和效果往往并非一致，加薪的企业利润未必会下降，限薪的企业也未必就能提高赢利水平。因为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企业的薪资政策的优劣最终还会影响到企业自身，好的薪资政策会与全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并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因此，在对部分企业的员工薪资水平较低的事实暂时难以改变抱以同情的同时，对于加薪的新闻公众还是宽容一点为好，纠缠于企业的薪资水平高低，只会将公众导入对“社会公平”等话题的争论，而于事无补。陈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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