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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什么才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见仁见智，本文的看法，最要紧的还是财产权利的界定。
从“以权谋私”说起吧。没有谁否认这是当下我国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
无论全国的顶级大案，还是各地方公开披露的“级别不高”的以权谋私案，都是执掌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以权力谋得数额特别巨大的不义之财。那些谋私所得，数目动辄以百万、千万、数千万人民币计，是普通人穷其一生也赚不到的钱财。
这个现象逼人思考：凭一点公权在手，就能够谋得数额如此巨大的私利？问题不浅。本文的答案是，转型经济里相当数量的资源，因为供求形势而在市场上值大价钱，可是这些资源的权利谁属，界线十分模糊，于是很容易就成为公权掌控者的囊中之物。
结合一些实例来谈。胡长青案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件“小事”：一位经营运输业的民营企业家欲在南昌市得到一个停车场，无法从市场得到，却发现可以通过向胡长青挥毫泼墨的“书法作品”支付巨额的“润笔”费，来交换批地的权力。
事理简单不过。停车场就是稀缺程度很高的经济资源。假如土地是张三李四的，要是王五不出一个合适的价，人家不让就是了。
比较麻烦的是，资源产权在名义上有归属，而实际上又含糊不清。是时，南昌城中的那幅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国有”者，全体人民所有也。可事情偏偏还有另外一面：对于“国土”而言，到底把土地资源配置给谁，由政府和官员看得见的手来决定！时至今日，城市国土的供给方式还是“多轨制”：公开拍卖有之；关门划拨有之；私下授受亦有之。
研究过的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案，问题也如出一辙。据法院判决，刘站长任职九年期间共获取非法所得5000万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火车票差价。何谓“差价”？就是政府管制的票价与乘客在市场上愿意出手的票价之差。不少论者认为政府人为压低票价就可以帮助学生、打工者和其他低收入人群。不过仔细研读刘案，我们不难看到，“差价”犹如“公共资源”一样，究竟谁属未经清楚界定。刘站长拥有的低价车票的控制权，使他在抢夺权利不清资源的“竞争”中胜出。
举一反三，当下最刺激人的分配不公，首先来自财产权利界定的模糊。无论煤矿开采权的取得，农地非农转用权的确认，还是仍然蔚为壮观的差价资源的分配，传统的权利边界已经失效，新的权利边界又尚未形成。你争我夺之际，公权力总是占尽了上风。部分由于需要明确产权的资源数额依然十分巨大，部分由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效率尚低，引发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现象的泛滥成灾。
小结一下，收入分配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根源在于权利界定不清。要解决这个难题吗？治标之策不需要我来谈，治本的办法惟有产权界定。（原刊于《经济观察报》）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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