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稻飞虱考验社会化服务(图)

　　荆楚网（湖北日报）记者 李济东 通讯员 陈龙

　　

　　监利县红城乡退休农技员李荣光教农民查虫。（通讯员 陈龙 摄）

　　8月，我省暴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稻飞虱虫害，据测报，9月晚稻虱害即将大发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产粮大县监利在稻飞虱围歼战中，遭遇种种尴尬——

　　“人海战”与“马后炮”

　　宣传车流动广播，防治资料张贴到户，办专栏、拉横幅，县委书记亲自上阵，干部群众倾巢出动……

　　8月下旬，监利县虫口夺粮，打响了声势浩大的稻飞虱围歼战役。经过群防群治，战果初显：到9月1日，百万亩中稻田虫量下降了一半以上。

　　然而，在监利农村采访，不少人发出这样的疑问：虫灾已经泛滥再来防治，是不是有点“马后炮”？

　　的确，仓促发动起来的群众到田间治虫，遭遇了不少尴尬：有的农户打药打不准部位，应该“海底捞月”从根部向上给药，却“雪花盖顶”只从叶面喷洒；有的用水不足，没有分厢扒沟，田间无水等等。造成有的田块防治了5遍以上，但虫量并未减少。

　　监利县植保站站长高振坤说，目前大多数乡镇的农技服务中心只有一个农技员，有的乡镇没有技术员，“服务到田间”根本做不到。“‘人海战术’也碰到难题。”黄歇口镇黄家村支部书记刘克庭说。由于青壮劳力大量外出打工，黄家村1480人，在家劳力不足200人，参与治虫多为60岁左右的老年人。

　　同时，一家一户除虫劳动强度大，热天需全身穿胶皮雨衣进行田间作业，村民已有多人因中毒、中暑昏厥。龚场镇秦廖村支部书记廖前友带头治虫，曾4次被农药喷雾毒倒在地。“虫灾前所未有，简直就是农作物的一场‘非典’。”高振坤说，稻飞虱繁殖能力极强，一代可增长20—50倍，防治策略是“压前控后”，发现越早，防治越早，效果越好。早在今年6月初，监利植保站曾预报过迁飞到该县的第二代稻飞虱虫情，并分析了今年的气温特别适宜繁殖。但是情报到了乡镇一级，传达受阻：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原有农技员被精简，从事公益性农技指导的人太少。“我们的农作物病虫害防疫机制不完善，否则事情不会严重到如此地步！”高振坤说。

　　一位多年从事农业工作的乡镇干部认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在预警、预防、统计、发布、研究、控制等方面工作不足，总是等到虫灾泛滥后，各级干部再层层开会，发动“人海战”，“这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的粗放经营”。

　　实效与怀疑

　　黄歇口镇冉集分场5队的周统锦一人租种了200亩地，面对肆虐的稻飞虱，他已经治理到每蔸不到10头虫。因为他和其他5人组建了一支机防队，购置了5台“东方红”机动喷雾器，并严格按县农技部门的指导施药。

　　他说，将机器开到地里，水管能将药水送200多米远，一桶药水400公斤40分钟能打完，而且药水直流根部，除虫效果好。“如果人工除虫，那得两个人干一整天！”周统锦的机防队除满足自己除虫之外，主要为亲戚和邻居们提供服务，很少收费。尽管县里有一个机防服务指导价为5元/亩，但周统锦说，机防完全实行收费经营，老百姓还没有普遍接受。尽管机器喷雾治虫的效果好，成本低，劳动强度小，但农民因为小规模种植，他们认为只有“懒人”才用机防。

　　据监利县农业局干部介绍，在省农业厅支持下，全县采取购机补贴的方式发展农村机防队，但至今只成立了十几支队伍，要应付100万亩中稻的重大虫情，显得力不从心。“农民购机政府暗补近200元，但农民仍然有顾虑。”龚场镇党委副书记杨从常说，有的村干部向农民推广机器喷雾器，农民扭头就走，说干部又在“想心思”赚农民的钱。对干部的不信任导致农民不愿采用机防治虫，一张“热脸”挨上了“冷屁股”。

　　周统锦憧憬有一天群众能完全接受机防，就像目前90%以上的农民雇用收割机一样，他再扩大机防队规模承包全镇的水稻病虫防治任务。“到那时候，治稻飞虱就不用这么多人，只要告诉我就行了。”“走社会化服务道路是一种必然！”汴河镇分管农业的干部丁观灯说。他回忆收割机刚进农村时，也遭到习惯于镰刀收割的农民的排斥，但没过几年，人们普遍接受了机收。他还分析，经过今年的重大虫灾，会促进农民认识到机器防治的好处，对于机防队走上市场化和专业化的路子有帮助。

　　“有限”与“无限”

　　龚场镇隆河村党支书李恭敬有一桩烦心事：他按照镇里的要求，指导农民选用“艾美乐”、“吡圣”等专治稻飞虱的药水，可农民认为干部收了厂家回扣，抵制使用。有些农民还习惯使用已经淘汰的“六六粉”治虫。李恭敬还说，干部在田头检查，农民打药水很专心，干部一离开，农民就“雪花盖顶”，马虎了事，好像是为别人种田。

　　农民不听干部的，但虫灾当头，各级政府都要求县乡干部深入一线加强对农民的指导。基层干部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两难”之中，干部也有自己的选择。他们采取鸣锣提醒、印发资料、发送短信、车载广播等形式去做稻飞虱防治的宣传工作。“宣传到不到位是干部的事，防治到不到位是群众自己的事！”一位乡镇干部无奈地说。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形式与效果的脱节，干部只能完成一套工作的形式，但无法保证防治的效果。”高振坤说，原因是乡政府还没有从指挥生产、催收催种的角色中摆脱出来，“上面分系统，下面当总统”，基层政府成了一个“无限政府”。

　　治虫，政府该干什么？监利县农业局干部史少波认为政府的行为应该是控制、协调、引导和扶持，比方说，有关部门要做好虫情测报、监管市场、杜绝假劣农药、培育完善的农技市场服务主体等等。通过协调和服务，促使农业社会化服务更有效率。“什么事情都来‘全党动员’，干部成了包治百病的‘万金油’，这种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政府应从‘无限’走向‘有限’。”一位乡镇干部说。

　　稻飞虱给我们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