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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海之中，小虾面对鲸鱼是没有话语权的。因为不管怎样，鲸鱼的唾沫星子就能淹没小虾。这便是公众对于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状告《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并索赔3000万元的看法。8月31日，富士康再爆天价索赔官司，索赔金额达到7000万元，索赔对象锁定为富士康两名离职员工。
;可以说，“天价追击令”给作为普通人的当事人无疑造成了巨大的困扰。《第一财
经日报》的女记者王佑，曾被曝在得知千万索赔后，一度精神压力非常大。另一被告翁宝，本来就有个中风在床的父亲，现在又多了个以泪洗面、寝食难安的母亲。
实际上，“天价追击令”并不属于司法程序，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诉讼要求，但是，这个来自于原告方的要求，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被告人精神、生活的打击。当事人翁宝甚至在考虑是否应退出新闻行业。
在目前这个经济社会之中，一个颇有实力的强大企业，在肩负着对社会的责任的同时，也掌握着影响社会行为、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话语权，甚至于，可以使这种话语方式成为一种“时尚”。
提及这种话语权，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亨利·福特。亨利·福特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他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生产出自己梦想的汽车，二是创造了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流水装配线，三是开创性地实行了最低日工资5美元的薪酬制度。当时在美国，一般的技术工人日工资只有2.5美元，亨利·福特把公司所有员工的薪酬都提高到5美元，哪怕只是清洁工。亨利·福特说，我给他5美元，他就会好好地去工作，有可能在一些零件丢失的地方可以把零件找回来，这比5美元的价值要大得多。
亨利·福特从来都是把商业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把握的，因此，他深刻地理解公司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他的做法后来间接导致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对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影响。
对比亨利·福特，富士康所发出的“天价追击令”，则可能给予社会反面的影响。据估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富士康向深圳法院申请“天价追击令”时，自己要缴纳30多万元的诉讼费用。
30万元对资产庞大的世界500强公司来讲，也许只是九牛一毛，但是，令公众担心的是，这种“天价追击令”有可能通过富士康的频繁使用，成为掌握经济话语权人群的流行泄愤方式。
事实证明，富士康使用这种“天价追击令”并非首次。2004年，时任台湾《工商时报》记者的旷文琪因一篇关于富士康系企业的新闻，引起其不满，遂以3000万元向法院声请冻结旷文琪名下资产与薪资，旷文琪除了生活受影响外，心情也大受打击。
“天价追击令”能否因富士康的频繁使用而流行，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公众已然渐渐嗅到“经济话语权掌握者”身上携带的恐慌气味。
但是，整个事态在9月3日出现了戏剧性逆转：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富士康已撤消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诉讼，且双方互致歉意。从最初索赔3000万，到把3000万巨额索赔改为1元，再到现在的最终和解，富士康在整个事件中充当的角色和带来的争议却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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