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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凯
经济学家几乎都会同意下面的观点：制度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增长绩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我们亲眼看到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下，中国经济绩效的不同。也正因为此，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对制度经济学情有独钟，制度经济学这个在主流经济学中处于冷门的学派在中国却是异常的欣欣向荣。
我曾经对好的制度导致经济增长这个论断没有任何怀疑。但现在我产生了一些疑虑。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之一诺斯，他1973年的书中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们列出的那些因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它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就是经济增长本身。”
这句话怎么读怎么觉得痛快。它在说，我们过去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不过是在重复。诺斯心里清楚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不用多说，自然是制度。在最近阿西墨格鲁等人为经济增长手册撰写的论文中，他们再次重复了诺斯的论断：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不久前，哈佛大学的史莱佛教授出版了他的新书《俄国：一个正常的国家》。我想史莱佛也许想通过这本书为俄国辩护，他说：俄国目前存在问题—腐败，混乱，寡头，贫富差距等等—也许并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改革，环顾世界，一个和俄罗斯有着相似收入水平的国家多半会有和俄罗斯一样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和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并无大的区别。俄罗斯这个昔日的世界超级大国，目前的GDP仅仅相当于美国洛山矶市（大洛山矶地区）的GDP水平。而中国的GDP和美国加州的GDP水平大致相当。
我对史莱佛的观点是同意的。我想把这个问题说得更犀利一点：你见过一个有着非常好的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吗？我记得哈佛校长拉里·萨莫斯曾经在世界银行的一个会议上说道：在他就任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后不久，他到了印度。他对印度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多安排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接机的车子没有准时到啊等等。他发现很多不会在美国成为问题的事情在印度却可能出现问题，因为在印度人们没法把整个事情做得像美国人做得那样好。于是拉里·萨莫斯说道，我们也许不应该问什么是对发展中国家最好的制度。一个100％好的制度，但是却因为人们的执行能力只能实现70％的时候，也许还不如一个能够被100％执行的但是只有80％正确的制度来得有用。
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就是这些国家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效地利用资源。发展中国家也许就是因为其制度中存在妨碍人们富裕的因素。我自己实在想不起来有什么例子，一个国家有着非常完美的制度，但是这个国家还非常的穷。
我的疑虑是:制度和经济增长究竟是不是同义词？我们说制度导致经济增长是不是也等于在说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增长？当然，也许有人会觉得，我问这个问题跟问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样的问题一样，也许有意思但是没有太多意义。我觉得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已经陷入了某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哈耶克说，别跟我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看到的是自发扩展的人类的合作秩序。
从理论上说，也许我们需要一个动态的关于增长和制度理论，在那样的理论中，制度和增长将会成为一个交替上升的过程，制度是内生的，增长也是内生的。这比起我们现在孤立地认为制度导致增长，或者增长改变制度，都要更加全面和深刻。
（作者系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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