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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有个九星村，人均三分地。三分地使他们长期背着“负债村”的包袱，三分地又使他们一跃而成为上海的首富村。
土地是农民的劳动对象，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土地是农民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地。无论是按照《宪法》还是按照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又一个具体规定，农村土地包括非农用地，其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使用权和处置权，都归之于农
民集体。因此，农民就应当在这几个权上下功夫。九星村比较来比较去，决定把村民的三分地集合起来，因地制宜，建了个综合市场。市场不断扩大，日益兴旺，村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外地人夸他们走的是“市场强村”之路，学者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赞扬九星人发明了既不同于“级差地租Ⅰ”，也不同于“级差地租Ⅱ”的“级差地租Ⅲ”。变农田为商场的“级差地租Ⅲ”是九星村民的生财之道，一亩地收益几十万元。
地是集体的，权是集体的，有关集体土地的大事要经集体讨论，由集体决定，这也是九星村的成功之道。办市场是他们最终的决定。在决定之前他们讨论过“农”、“工”、“卖”等多种方案。卖，拿一大把钱，一时痛快，先是“高高兴兴去当农民工”，到后来却落个“灰溜溜地当下岗工”，不是长久之计。他们没走前三条路，最后才选择今天这个最佳方案。最佳方案是选择的结果，是集体的智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办事不喜欢听不同意见，这不仅是不民主，而且还有点愚蠢。他们权迷心窍，忘记了“没有多种方案，就没有最佳方案”这个小学生都懂得的常识。
九星村成功的关键还有一条，那就是干部以身作则。九星村之所以能建成上海市规模最大的综合市场，与其说是从土地上建起来的，还不如说是从住宅变出来的。道理很明显，如果说家家都住一套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还有土地建市场吗？市场还能大得起来吗？市场大了，住房小了，这在九星村“三分地上忙创新”的开始是很难办得到的。住房小了，小伙子找对象就困难了。要承受住房小的压力，就要靠干部带头。被评为“十大杰出村官”之一的九星村的党支部书记吴恩富，他的住房直到现在都是村里最一般的。没有这一条，谁肯让出宅基地？不过，九星村如今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他们从“住宅小、市场大”，进入了“市场大，收入高”，又从“收入高”，进入了“住房大”了。
在工业化之初，无不是“以农养工”。在工业化之后，转而是“以工养农”，这是世界潮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工业报答农业的养育之恩。列宁坚持反对强制转让农民土地。他认为，强制转让农民土地是君主主义思想。法国实行“以工养农”，农贷增加7倍，给政府增加了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可是，法国政府却说，这是“愉快的负担”，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
对于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而言，农民不仅要由贫困走向温饱，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农民从温饱走向富裕。
（注：级差地租Ⅰ是指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其内因是优劣不等的土地耗费了不相等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级差地租Ⅱ是指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级差地租；级差地租Ⅲ是指面积相等而用途不同的土地之间，因劳动量的容纳能力不一样而产生的地租率的差别。）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 全国政协常委 邓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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