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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两份单位能耗公报显示，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同比上升0.8％。
首先，从公报中可以看出，以行业论之，单位增加值能耗出现上升的行业有煤炭行业、石油石化行业、有色金属行业和电力行业上升；单位能耗出现下降的行业有钢铁行业、
建材行业、化工行业下降和纺织行业。单位能耗不降反升的产业皆为重化工业。目前我国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较大、耗能装备技术水平较低，造成单位GDP能耗较高。如果再从东部转移一部分重化企业，中西部的能耗指标将雪上加霜。
以地区论之，广东单位能耗全国最低，能源利用率全国最高。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发达省市的能源利用率也居全国领先行列。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宁夏、青海、内蒙古、甘肃、河北、辽宁、吉林、四川、湖北、陕西、黑龙江等地单位能耗处于较高行列，其中宁夏为全国最高。中西部地区往往又是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既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既定的产业结构下又要兼顾单位能耗的降低，要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困难重重。
再次，管理体制的内生性冲突弱化了降低单位能耗政策的实施。我国目前对煤炭、油气、电力等能源的管理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国家发改委负责宏观经济层面的调控以及能源价格的管理。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管电力市场运行。国家建设部对行业的节能标准制订和监督有一定的管理权。能源管理属于典型的多头管理，且职权划分并不清晰。在具体的管理当中又掺杂着部门利益的影子，所以往往会出现谁都想管但都没管好，或者各部门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由于我国行业企业多为大型垄断企业，历史悠久，其间的利益盘根错节，已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任何不利于本系统的管理政策在庞大的利益集团面前都很难出台。这些行业企业的管理层大多具有与监管部门一样的行政级别，有的企业管理者的行政级别甚至高于监管部门。这无形中增加了监管的难度。比如，如果推行“高成本使用能源的约束政策”，将矿业权从无偿取得转为有偿取得，或者出台燃油税政策，在中国目前的能源体制之下其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中央与地方在目标上的错位将使节能降耗政策严重受阻。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林（WilliamEasterly）认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障碍不是有没有激励机制，而是没有把激励机制搞对。
在GDP增长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硬指标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内在扩张冲动从根本上说还是与地方政府的GDP增长冲动联系在一起的。而GDP冲动又与行政体制和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有关。因此，我们习惯于使用的行政手段再次被当作杀手锏拿出来。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亦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14家中央企业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其效果到底如何，还需要观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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