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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建交50周年系列报道之九■戴严
（6）对非洲贫穷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邓小平1978年5月7日对马达加斯加政府经贸代表团说：“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
别是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
1989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布隆迪总统布约亚时，把“我们不忘穷朋友”作为谈话主题。当布约亚总统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时，邓小平恳切地说：“中国的帮助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条件还差，也许再过10年、20年，中国情况更好些，能为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做更大贡献。”这是他对布隆迪和非洲“穷朋友”做出的郑重承诺。布约亚1999年再度访华，江泽民主席同他进行了深入、诚挚、友好的会谈，并提供了较多帮助，实现了邓小平的遗愿。
（7）建议非洲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非洲盛行。1955年至1990年期间，非洲国家出现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或“村社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4种类型。
非洲国家进行各种社会主义实验，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探索，有其积极意义。但总体上看，非洲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尝试，没有达到理想目标，反而在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后果。独立初期，非洲国家有过短暂的经济发展见好时期，自1970年代中后期普遍出现衰退现象。1980年代被认为是非洲“失落的十年”，关键是没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贫穷落后面貌长期得不到改观，大多数非洲国家发展缓慢，越搞越穷，甚至停滞倒退。
邓小平1980年4月12日会见卡翁达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5月5日，对几内亚总统杜尔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5年4月，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强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他提醒非洲朋友：“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989年3月23日，对穆塞韦尼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邓小平还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邓小平向门格斯图表示：“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
非洲社会主义尝试没有成功，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有的国家悄然收起社会主义旗帜；有的因内部发生军事政变使社会主义夭折。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各国演变，非洲社会主义全面崩溃。非洲其他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没能取得成功。只有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等少数国家能从本国实际出发，实现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非洲国家要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还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中国对非外交取得丰硕成果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更趋成熟和务实。
（1）中非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当时，中国同撒哈拉以南39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至1998年，中非高层互访增多，政治关系深化。4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增进了中非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推动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22位领导人对非洲国家多次进行友好访问。江泽民主席1996年访非时，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中非国家关系五点建议，揭开中非友好关系新篇章。在保持高层互访旺盛势头同时，双方不断推动政党、议会及工、青、妇、文教、卫生、新闻、体育、学术等民间团体往来，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形成中非之间立体和多层面外交。
中国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贸关系由单一的政府间官方援助向多渠道、多层次、形式多样、互利合作方向迅速发展。1997年，中国同非洲国家贸易总额达56．7亿美元，比1979年的1．26亿美元增加44倍。当时，中国在非洲设立了10个投资开发贸易中心。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向非洲国家援建各类项目达600多个。中非关系得到了健康、稳定的发展。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和非洲国家相互同情和支持，进行密切磋商与合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在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下，从1990年起，中国多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挫败西方反华提案。多数非洲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多次在联大总务委员会反对将所谓“台湾重返或参与联合国问题提案”列入联大议事日程。1970年—1980年，中国积极支持南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为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的独立提供财政和物质援助，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国坚持原则立场，积极参与西亚北非地区热点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对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仗义执言，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为谋求和平与发展所做的努力。
（2）非洲朋友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肯尼亚前总统莫伊说，邓小平“对中国当时现状的分析和对未来的展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我，他想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中国”。“邓小平是一个真正使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伟人”。
“他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一直在思索中国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他对中国的发展目标胸有成竹，希望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而这一点中国确实做到了，并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巨人。”莫伊强调：“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永久的宝贵财富。我对中国人民充满信心。”卡翁达2004年8月说，毛泽东使中国从战争的废墟中站了起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们都是时代的伟人，中国有这样的领导人是幸运的。“邓小平将作为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而载入史册。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架起了互相了解的桥梁，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富强的中国可以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建设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绝非易事，幸运的是，中国目前的政策很好，只要坚持下去，中国的前途一定会更加光明，也一定会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3）非洲国家称中国是“全天候朋友”
希萨诺不止一次讲，中国人民是莫桑比克可靠的朋友。希说，邓小平1988年5月18日的谈话很有水平，对我启发很大。我回国后将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改为莫桑比克共和国走自己的路大胆提出“务实、开明、开放”的政策提出了住房可以私有化、物价开放可以持久化、私人汽车搞客运可以合法化三点设想深得民心得到政府内部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赏使莫桑比克得以前进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说全世界人民都因为本国情况和各自经历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
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决定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卡翁达用“全天候朋友”形容中赞关系，是这句话的发明者。１９８８年３月，卡翁达访问中国时，邓小平说，总统阁下把中赞关系形容为“全天候朋友”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概括，合乎实际。卡翁达说：“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中国对非洲的帮助是真正无私的帮助，我们为有中国这样的朋友而骄傲”。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１９８８年在一个内部指示中说“对华友好永远是坦桑尼亚对外政策的基石”。
（４）赞赏邓小平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邓小平对非洲有特殊情结，每当会见到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时，总像老朋友那样满怀友情，尊重对方，和蔼融洽地谈天下大事，话非洲和中国的发展，交流治国理政经验。１９８９年会见布约亚时，他面带笑容，非常客气地说：“我年岁大了，快８５岁了，你才４０岁，我今天交了个年轻的朋友。”布约亚十分激动，说：“我能见到中国最有威望、最伟大、最受尊敬的领导人感到莫大荣幸。中国人民取得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你的领导和推动。布隆迪人民为此向你致敬。”邓小平不顾年事已高，接见这位“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平等相待，亲切交谈，同某些国家领导人嫌贫爱富、尊大卑小、对非洲国家领导人骄横傲慢、冷漠相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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