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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竟是如此不同：一方面是政府追认李志强为革命烈士，北京市机关干部两千多人冒雨为烈士送行；另一方面，网上相关新闻的读者留言中，惋惜之声却不多，很多人还借此机会发泄对城管的不满。回头看深圳近年的城管新闻背后，也何尝不是弹多赞少？
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凡是执法部门牵涉其中，被执法对象多半会获得无限的同情，而且同情的背后往往是对法制和秩序的攻击。读到这些言论，痛心之后不免要问：这究竟
是为什么？
这固然与城管部门某些人在某些场合野蛮执法有关，但如果据此全面否定城管的工作，认为“城管是当代城市的败笔”，则显得过于武断。城管人员收缴无证小摊小贩的经营工具、清理“三无人员”在绿化带里搭建的窝棚，这类行动是否真的没有必要呢？欧洲的马德里、巴塞罗那、马赛、尼斯、威尼斯、罗马这些城市，很少见到乞丐，更少见侵占道路乱摆卖现象。这些城市虽然没有“城管”这样的专门部门，但是巡警之类的公务人员已经分担了类似的职责。
处于社会转型期，我们的政府管理水平确实没有达到国际水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推断出社会不需要管理。法国马赛有一个早市，市政当局考虑到旅游者的需要，规定一条大街从早上6点钟到9点钟可以摆卖，时间一过立即清场，恢复为机动车通道。这在欧洲许多城市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但是有些中国学者却据此撰文说欧洲允许乱摆卖。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在马赛的例子中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令行禁止”的效果。一方面是管理者有令必行，另一方面则是被管理者尊重法律。试想一下，如果人人守法，“野蛮”的发生几率也会小得多；如果人人不守法，那么冲突必然会成倍增加。
城管困局的背后其实是社会转型的冲突，并非是法制与公众的对立。我们可以批评执法人员的工作作风以及管理手段，但是如果批评时失去理性，直接将一些个案上升为共性的东西，流露出挑战法制的心理，这就应当警惕。大家都知道，“有法不依”肯定强于“无法可依”，政府职能部门某些人的野蛮执法属于“执法”范畴的问题，而现在某些言论的思想却是要回到“无法”的状态。
事实上，对于秩序的颠覆，将会对社会管理带来难以估量的负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受害者，不管是城管人员还是小商小贩，当然也包括大说风凉话的看客们。要知道，降低冲突的最有效办法还是需要制度安排，“变堵为疏”从来都是社会和谐的一个必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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