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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道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尽管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民经济总产值GDP迈进世界前5位、国家财政收入每年3万亿元，但是，投入到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的资金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竟然在全世界位居末尾，倒数第几名，与一些最贫穷的非洲国家为伍。
吴教授说出的这个事实，相信会让许多人感到匪夷所思。改革开放20多年了，中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怎么在民生方面的投入比例，反倒连一些非洲国家都赶不上？但回头一想，也难怪：平时大家都感慨生不起病、吃不起药、买不起房子、农家子弟上不起学，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是这样，谁也说不清，经吴教授这么一点，不就明白其中原因了吗？
为什么国库钱多，一是经济发展了，税收自然水涨船高，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今天收明天的钱、征明天的税，难怪会有那么多钱。住房土地出让金就是一个典型。
现在房价飞涨，其中一次性收取的地价的“功劳”最大，在北京已经占据一半份额。买来的房子只能住70年，因为下面的土地使用权是70年。既然使用权是70年，那为何不一年一缴？答案是否定的，必须一次交齐；先由开发商垫缴这笔钱，最后击鼓传花转移到住房人头上。这样，即使开发商不加价，购房的成本就已经抬高了。
国家寅征卯税也好，收税之后用于民生不多也罢，在大多数人眼里，似乎还不是不公平，毕竟是天塌了大家一起扛。其实错了，其实这就是不公平，起码现任一届抢先夺走了下一届的财源；更大的不公平是在今天和明天之间制造不公平，今天的人替明天的人纳税。即使是老子与儿子，也未必行得通。断子孙路肯定是遭骂的，但不肖儿子挥霍家产，当老子的肯定也不答应。
有人用“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老话，用来说明中国人宁可自己当穷光蛋，也不让别人发财。果真如此吗？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一批人先富起来了。中国先富阶层的财富，虽然比不过李嘉诚和比尔·盖茨，但与中国大多数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相比，甚至与工薪阶层比，就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有很大的落差。国际上通用的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经达到了1．44，是公认的危险警戒线。面对这样的事实，还能够无动于衷地继续回避矛盾吗？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安排已经实现，现在该进入“带动大家一起致富”阶段了。
贫富差距拉大，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问题。除了这个问题外，原来的老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依然在困扰社会，比如“三大差别”，分别是城乡差别、东西差别、工农差别。解决这些矛盾，最初的想法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来逐步消除，所以就有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继续听任差别扩大，最终反过来会破坏社会稳定，反倒拖着社会进步的后腿，也就难以实现什么真正的“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确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征收燃油附加费，原本是想代替养路费，代替养路费可以减少稽征人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追求效率的。但问题是，燃油的用户，不一定都是公路的使用者，比如在农田里工作的拖拉机、收割机、抗旱时的抽水机，都是如此。如果为了讲求征费效率，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在油价中加入养路费，势必会伤及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效率优先”吗？一旦效率优先，也就无暇兼顾公平了。
简单地说，为了发展，有时候不得不牺牲公平；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应该进行调整，不能指望永远牺牲公平。如今就是到了调整的时候了，该是“更加重视公平”的时候了。毕竟发展也好、效率也罢，不可能是普照万方的。
（21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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