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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维权屡屡碰壁，冤情郁结于胸，便自导自演“跳楼”情景剧，以迫使职能部门“就范”。针对此类所谓“跳楼秀”，广州人大代表朱永平日前建议，应建立快速处理机制，减少此类突发事件对广州交通秩序的影响。他说：“这是一种‘劫持大众’的不法行为，一定要严惩！”
———《信息时报》
若仅站在维护交通秩序的角度论之，朱代表的建议或许能讲得通。可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执法者，到底该不该对跳楼维权者“狠一点”呢？为搞清这个建议正确与否，我们不妨先看看眼前的跳楼维权者部落，又到底由哪些人构成？
当下参与跳楼维权者，无非有这几类人：首先是些讨要工钱的农民工。辛辛苦苦干一年，本就不多的工钱却被老板赖账，投诉无效，打官司乏力，再回望堂上需赡养的爹娘和膝下嗷嗷待哺的子女，他们投身楼顶，双眼一闭，自然连死的心都有了。若其给执法部门打个电话，抑或到法院一纸诉状，便能把血汗钱分文不少拿到手，又何必采取如此下策呢？其次是些路至尽头的维权者。比如刚刚在广州上演的“跳桥秀”的杜某，因车祸花费数十万元，而且落得8级残废，肇事者却逍遥法外，家徒四壁的他求助无门，便只有“跳桥”以明志。面对接下来的“治安处罚”，他说：“不怕，我反正没有地方可以去了。”类似在维权过程中遭遇不公，又投诉无门，自感路至尽头，便通过跳楼“劫持大众”，或许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若“采取合法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却肯定乃死路一条。
当然，在“跳楼”人群中，也不乏为情所困者，更有神经失常者，甚至有借“跳楼”之蹊径骗取钱财者……但这些跳楼之异类，所占比例甚小，甚或可忽略不计。换言之，当下借跳楼之极端方式而“劫持大众”者，除少数法律上可免责的精神病患者和极个别另有企图的违法者之外，绝大多数都属急需救助的弱势群体。他们正深陷水深火热之境，要么急需得到经济上的资助，要么亟待抚平自身心灵上的创伤，而应得到所谓“严惩”者，则实属寥寥。
不错，有“跳楼秀”之情景剧上演，便需民警、特警、消防、水警等“配角”到场给予“配合”，再加上看客扎堆、交通拥堵等场外因素影响，难免浪费诸多社会资源。此也乃某些人呼吁对跳楼维权者“狠一点”的原因所在，而其所倡导的治理方略，无非是要求其“采取合法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而非用如此极端方式。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谁都晓得跳楼维权既被动无奈又险情四伏，若有既合法又主动的维权方式，他们又何苦呢？
其实，在多数跳楼维权者背后，既包含其自身太多的苦楚和无奈，也堆积着太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更掩饰着相关职能部门太多的冷漠和失职。若这些因素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而只是靠公权力对跳楼维权者“狠一点”，却不检视社会维权系统自身存在的漏洞和不足，那类似跳楼维权现象非但不会减少，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出现，恐也说不定。（21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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