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合作循序渐进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曾建议让一种被称作“亚元”的区域性货币在亚洲地区自由流通。尽管到现在，大家对其可行性仍争论不休，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官方人士指出，目前，以“清迈协议”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安排已基本完成，如果要有进一步发展，东亚各国需调整各自的汇率政策，建立紧密的地区共同货币机制，特别是我国应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区域贸易发展呼唤东亚货币合作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金融合作已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环节。为了抵御外来投机的冲击、摆脱美欧货币带来的升值压力、增强区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应该建立恰当的区内货币协调机制，加强区内金融与货币合作。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熊洁敏认为，2003年召开东亚首脑会议后，东亚各国要素市场流动加速。各国在工业、生物技术、农业、林业、矿业、交通、知识产权、旅游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合作。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围绕农业、人力资源、信息、通讯和湄公河流域五个领域展开合作，届时，区域内部市场要素流动会更加灵活。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开放度与依存度也将有较大发展。中国和“亚洲五小虎”自然资源丰富，而日韩等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缺乏，资源的互补性使该区域的非贸易品迅速向贸易品转换。根据

商务部测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长551%，区域间的开放度与依存度将进一步扩大。

　　对企业而言，好处也显而易见。云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何群坤告诉记者，自去年7月20日开始，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企业普遍造成压力。今年以来，公司也不敢轻易给国外客户报价，因为大宗商品签订合约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到最后敲定时不能以几个月前的汇率作为标准，因此感觉压力非常大。“我们最希望的是贸易往来的便利化。如果东亚地区能够统一货币，就可以简化手续、节省时间、减少换汇成本、加快商品与资金流通的速度，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

　　东亚货币合作须克服三大障碍

　　厦门大学教授陈文奇认为，尽管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一些进展，但仍然面临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障碍，必须由区内各方共同克服。

　　第一， 经济结构相似、水平差距较大。除中国和日本建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大多集中在电子电器产品、纺织产品等部门，产业结构十分相似。东亚各国间经济结构的相似造成产品多样化程度低，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因此对汇率机制的调节功能依赖性更强，从而降低了货币合作的愿望。

　　同时，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四个层次：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为第二层次，中国内地为第三层次，其他东盟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为第四层次。区域内各经济体发展水平不相同，导致各方政策制订者对经济问题及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不同，难以达成一致性。如台湾实行经济自由、中小企业竞争的经济政策，而韩国则侧重于组建大企业、大集团。又如欧盟地区各国决定贴现率的标准差低于5，而东亚地区1999年到2001年间的标准差分别是9.34、9.54和10.22。

　　第二， 收益、成本的不同。由于各国和地区的基本国情不同，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差别可能很大。对于经济开放、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合作收益可能会比较大，而对于经济封闭、落后的经济体来说则成本较大。收益与成本的不确定性，将影响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

　　第三， 宗教政治因素。东亚各国在历史、宗教等方面差异很多；政治上也存在分歧与争端。这些问题使东亚各方之间缺乏了解和信任，对货币合作不利。

　　中国应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熊洁敏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朱振明认为，尽管有诸多不利因素，但建立东亚共同货币区的前景仍值得期待，特别是随着我国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入，国际金融市场从外部对我国冲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以防外部冲击对我国的影响日益重要。作为东亚重要的政治、经济大国，我国应积极应对，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首先，我国应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结合亚洲乃至世界发展的格局制定总体战略规划及方案。国家可建立相应的高层组织机构，统一分工并组织协调各政府部门、研究单位及企业参与工作，使各方面有效有序地发挥作用，以实现整体效应。

　　其次，应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契机，加速推动日本、韩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及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从而加快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

　　同时，我国可和东盟各成员开展各层面对话，通过平等磋商来解决各成员之间的政策冲突。

　　此外，应利用好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因此，我国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财力参与建立亚洲

货币基金、亚洲借款安排乃至货币互换安排，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的金融和贸易投资发展的金融机制框架。

　　还可考虑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支持建立次级货币圈。例如在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影响的同时，以华人经济圈为基础，建立货币联盟，带动东亚货币合作。

　　创造条件推动上海、深圳等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完善其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功能，大力发展离岸金融市场，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化金融中心。

　本报记者 李倩 李嘉 王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