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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调研是非常艰苦的，但中国所有省、区、市的农村他都去过了。位于中国社科院大楼10层的鸿儒轩是间小会议室。两排大书柜和整齐排列着的大部头专著，让整个房间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精神矍铄的陆学艺很难让人相信已经73岁高龄。
难忘部队生活
陆学艺从小在无锡农村长大。小时候家境不好，小学毕业后不能继续上学，就在上海一家制袜厂当学徒，一干就是4年。“也就是现在说的农民工。”研究农民问题的专家，说话总也离不开本行。17岁那年，陆学艺到了当时的第三野战军任文化教员。1953年陆学艺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最终他选择了复员回家。想考大学、去学校学习的声音从他心底发出。
谈起部队生活这4年，陆学艺感慨万千。“这4年，形成了我一辈子走向社会，为社会服务的愿望。这段经历对我的人生影响巨大。”
2001年，陆学艺花费3年心血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之后，社会反映热烈，但是批评的意见也很激烈。特别是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争议很大。陆学艺说：“我心里有底。因为我的研究是从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的。我心里是坦然的。”
足迹遍布乡村
利用参加青藏铁路典礼的机会，陆学艺到墨竹工卡县和曲水县的农村调研，看那里的新农村建设情况。“那里农村的潜力巨大啊。”他兴奋地说。考察过西藏农村后，中国所有省、区、市的农村他就都去过了。几十年来，陆学艺前前后后调研走过的县超过了几百个。
农村调研是非常艰苦的。1980年，陆学艺在甘肃定西调查包产到户时就病倒了。“我身体很好，这么多年在外面，就病倒那么一次。”对其中的甘苦，陆学艺总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除了专门的调研外，每次到外地出差，他总要到周围的农村转一转。“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走访农村，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在大学时，陆学艺的专业是哲学，但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农村。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从小在农村长大，有切身感受，另一方面是由于在部队时，部队驻防经常能看到农村的现状。这些经历形成了他的最大愿望——要研究中国的农村，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做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陆学艺反复强调这一点。1978年，当时还在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职的他写了《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引起了院领导的关注。对农民问题饱含着深深情感的他被安排到农村研究所工作，从此，他的社会学研究从副业正式转为主业。
他是从哲学研究到经济学研究而走向社会学研究，相应地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也经过了从农业到农民和农村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陆学艺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三农”问题进行全景式、多角度研究的学者，他的“三农”研究生动地展现了20余年来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不平凡的发展历史。
“原理都是相通的，比如平衡不平衡、波浪式前进……这些哲学里学的东西，到社会学方面都用得上。”他并不认为从哲学到社会学研究的转型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
化解学问外的杂音
陆学艺的所谓“吃透两头”，就是要对“上头”的精神和“下头”的情况有真正全面准确的了解，其实质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三农”问题的结合，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总结广大农民的创造经验，形成具体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促进“三农”现代化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陆学艺的“三农”研究是“两头”（一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农村政策，另一头是农民的创造经验和农民的要求）之间的学问。陆学艺关于“三农”问题的3本主要论文集《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包产到户的调查与研究》（1983年）、《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1991年）和《“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2002年），都是“吃透两头”的经典之作，是向农民学习，从调查出发，采用“反弹琵琶”的辩证方法，为政策而做的学问。
谈到做学问，陆学艺认为做学问要有气派。他说的气派并不是自满自大，而是面对外界的压力和种种干扰，始终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度。“学问之外的杂音，要自己化解掉。”
除了社会学课题，陆学艺还担任博士生导师。对于青年人，他认为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学问本身。“首先要做一个‘正派人’。这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陆学艺说：“‘为人’这一条最重要。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的‘修身养性’，第一是要做人。”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简介：
陆学艺，1933年8月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留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他长期致力于社会学理论、社会结构研究和农村发展理论研究。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社会结构的变迁》、《三农论》、《陆学艺文集》。由他主编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 夏宇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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