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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雷入股徐工引发了学界与媒体的大讨论。由于此次外资并购涉及国有企业及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装备业，争论犹如夏日高温逐渐白热化——争论被引导至丧失民族经济主导权、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撩拨人心的敏感问题。
首先争论本应该指向一个关于外资并购国企的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按照商业规则，出价高低，溢价多少，风险为几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我们自己该如何对自己的国
有企业进行合理、合法的资产评估，尤其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大量坏账、呆账的情况下，评估问题更应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表面风光的国有企业打包低价出售自己，不仅有其诸如资金到位时间以及政策贴水、内涵价值不高等表面问题，其中的投资者对于主导改制者个人利益的保全也不容忽视。如此的争论应该指向相关外资并购国企的法规和制度的完善。
外资蜂拥而入，一些为人所知晓的国内民族工业品牌花落他家，成了那些国外风险投资机构的囊中之物，而此次的争论只是诸多事件的一个聚焦点。由此可见争论的落脚点似乎应该在于如何振兴我们民族工业的这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上来。我们的国有企业拥有超低息、保留利润、资本市场融资等好处，但是企业低效问题却迟迟无法得到解决。可见仅有扶持政策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看到扶持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企业的劳动效率。
如此看来，现在人们讨论的情况是把一个主要是内部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视为了民族主义的大演场，未免有所失态。
国企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也是在经济一体化之下的无奈之举，无非是借助外资来形成多样化的股权结构进而形成对成本和收益等资本的硬约束。本来应该由内部人主导的改制，此时却付诸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此举到底是借他山之石抑或仅为隔靴搔痒，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李伟杰（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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