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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上海市居（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年，全上海共有4767个居（村）委会举行换届选举（其中居委会3194个），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将不低于40％。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正在拉开序幕。
在拥有1300多万户籍人口的大上海，即便按照40％的最低比例计算，这也意味着将有数百万人可以通过投票，选择自己信赖的居委会干部。“不仅要注重目标任务的完成，更
要注重过程，要把换届选举过程作为培育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行使民主能力的过程。”上海市民政局的一份文件中如此强调。注重民主能力的行使，让上海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见证了我国政治文化的嬗变。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
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民主及其发展的认知、态度和感情不是偶然的集合，而是出于既存利益分配和固有心理模式因素作用的结果。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重等级轻平等、重个人权威轻大众参与、民主政治效能疑虑是公众普遍的认知和态度。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民主观念，往往不是来自对民主的价值认同，而是对民主效能表示怀疑。究其原因，就是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许多群众认为参政、议政不会有什么作用，参政议政那是当官的事，与黎民百姓何干？搞民主是走形式，最终还是当官的说了算，正是这种心理意识使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产生了困难，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出现了贬值甚至成为空谈。
尽管从主观上讲，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对民主发生兴趣，或介入民主活动。但是当民主还没有或不能成为人们的必然要求时，人们的政治参与就可能发生分化，从而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政治冷漠。在这种前提下，群众在心理及行动疏远民主，最终会使群众对民主建设退避三舍，往往会破坏民主建设。二是政治狂热。它是一种虚假的极端政治文化，通常表现为对政治过分热衷，兴趣异常浓厚，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例证，结果给国家的政治和民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而，发达的民主需要人民群众自觉的政治参与和民主行为。注重民主能力的提升，显然很有针对性。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上海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公民民主能力的提升，见证了我国政治文化的嬗变。我国的民主建设由于先天的营养不良以及后天培育中的诸多失误，政治生活中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匮乏和政治参与能力薄弱是不争的事实。据调查，尽管绝大多数公民有强烈的主人意识，近半数的公民有参与意识，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的参与能力却很弱，比如结社能力十分有限，投票能力不高以及输入方式的简单化。在公民的主权意识、参与意识和实际参与能力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下降趋势。而城市基层民主试验对于改变这一下降趋势的意义明显不可低估。因为，虽然说公民的民主能力是以民主意识为基础的，然而，公民即使具备了较高的民主意识并不一定就能具备较高的政治民主能力。政治民主只有在不断参与民主实践的活动中才能锻炼出来。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而上海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在这个层面上为社会树立了榜样。
不过，在一个政治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度里，在全国总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善的状态下，局部体制的推进和（选举）机制的变革，如何实现政治正义？如何保证政治收益大于政治成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一点是应该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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