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

　　编者的话: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举世震惊的7.8级强烈地震成为唐山的噩梦。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应怎样纪念当年的那场灾难？古今中外，每一次巨大的自然灾难都是以更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唐山大地震使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时也给国内的地震监测减灾机制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问题。地震灾难在现有的人类文明中尚不可完 全避免发生，30年前唐山的灾难告诉世人，科学的地震观和预防行为，能够大大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和伤亡。本期专题的一组文章，就是关注我国今天的抗震减灾机制。

　　中国

地震监测体系30年变迁

　　接受记者采访时，郑大林手中拿着各地汇总来的监测报告，开始对各地发生地震的可能性进行评估。30年前，唐山大地颤动的5秒钟，他和所有地震监测工作者一瞬间经历了天堂与地狱。如今，他仍然工作在地震监测的第一线。

　　记者：从唐山地震至今，许多人在研究唐山地震的时候，还在指责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你作为那段历史的经历者和地震监测工作者，对此如何看待？

　　郑大林：许多人对中国地震预报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十分了解。即便是现在，地震预报依旧是当今世界的难题。中国的预报工作是从1966年的邢台地震开始的。当时周总理在邢台地震现场表示，邢台地震付出了血的代价，并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攻破地震预测的难题。当时，许多人决定把地震预报当做终身的追求。唐山地震时期，我们也观测到了地壳运动的异常，但当时的国务院69号文已经对环渤海地区的地震危险性进行了界定。当时的信息渠道不通，一些情况我们还没有掌握，使预报结果与事实出现了偏差。面对这段历史，我只能说，我们努力了，对工作问心无愧。

　　曾有报道说，当时有位中学老师靠电极表测出了将发生7级地震，并将此消息转达给了地震预报部门，但当时负责京津地区预报的人员并未收到该消息。即使知道了这一消息，我们也需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考察。30年前的预报水平还比较差。

　　记者：唐山地震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给国家的防震抗震体系带来了哪些大的改变？

　　郑大林：唐山地震期间，地震预测机构一直是中央地震领导小组，其成员是由地质勘探等部门七拼八凑来的。没有形成专门的预测机构，只是各部门协同作战。唐山地震催化了地震预测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地震监测机构。随后，国内逐步建立建全了地震监测的台网，并获得了189个地震案例的监测报告，这为我们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也使我们有机会对地震的发育机理进行了新的认识。

　　目前，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来自民间的预测信息和方法，对此地震局都会认真地对待。现在地震局预报部的办公室中还挂着一幅由中科院电工所的退休老先生制作的地震周期表，每次地震的时候，我们都会看看。对于这些来自社会上的预报信息，地震局预报部门采取的态度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记者：对于地震的准确预报，我国地震部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郑大林：从建立地震预测部门以来的几十年间，我们已经准确地预报了24次地震。其中包括唐山地震之前发生的1975年的海城7.3级地震，直到最近2003年的甘肃山丹、民乐地震。在震前提出了准确的短临预测意见并通报了政府，政府发布了短临预报并采取相应措施，减少了生命和财产损失。在准确预报山丹、民乐地震的同时，我们还把强震仪安放在震中区，得出了世界少有的强震资料。目前对年度地震的预测成功率，我们可以达到20%，对短期地震的预报可以达到10%。虽然我国地震预测的成功率比较低，但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建筑抗震农村难题

　　7月22日9时10分，云南盐津的豆沙镇，大地开始晃动，短短的十几秒钟后，地面上一片瓦砾，多数木结构的老房屋都已经坍塌。截至7月27日，云南盐津因地震死亡的人数已达29人。

　　在云南，50年内经历过15次重大地震，类似盐津5.1级的地震并不少见。但在全国知名的贫困地区盐津，这场灾难一下子被扩大化了。同样是5.1级地震，此前不久发生在河北文安，却未造成重大伤亡。

　　这种差异的背后，是城乡建筑抗震标准的悬殊。

　　农房倒塌成“地震杀手”

　　“倒塌的木板结构的房屋随处可见，在江边上，遍地都是瓦砾。”盐津地震的现场目击人这样描述，“损失非常大，因为这里都是传统的木板老房，还有一部分砖房残留。”

　　据盐津县政府初步统计，地震造成盐津县豆沙镇、柿子乡、庙坝乡和大关县吉利镇等13个乡镇15.3万人受灾，因灾死亡29人，受伤106人；房屋倒塌600多户，房屋受损1万多间。

　　虽然在盐津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全国各地联网的中国地震局监测到了地震发生的数据，但是谁都没有想到，5.1级地震并非大震，却带来如此大的损失。

　　同样在7月，同是5.1级地震，同样是白天的“浅源地震”，河北文安与云南经历了不同的命运。7月4日17时，5.1级地震袭击了河北文安，北京亦有震感，但地震最终没有造成房屋倒塌及人畜伤亡。

　　“云南盐津是有名的贫困县，当地的住宅情况很不好，房屋倒塌情况比较严重，因此伤亡较大。而河北文安的经济环境和建筑情况则好得多。”参与地震分析的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由于房屋状况引起的‘小震大灾’，一直是抗震减灾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抗震住房难以推广

　　“住房条件不同，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损失也各不相同。”中科院院士、地震专家滕吉文认为，“这一现象在30年前的唐山地震中便显现出来。”

　　土坯房、简易房、水泥搭边房、砖混房，这些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依旧随处可见。

　　“农村简易的房屋抗震性能非常差，由于地震产生的剧烈晃动，很容易造成房梁的错位而砸伤人。”滕吉文透露，“唐山地震时，就呈现出这一状况。随后，国家对抗震住房的抗震性能要求得更为严格，在城市，这样的房屋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农村的自建房屋还存在许多隐患。”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曾多次指出，造成“小震大灾”与“农村民居选址不合理、建筑结构不当、材料质量差、整体性能弱、抗震能力低密切相关”。

　　事实上唐山地震后，国家修订定了“房屋建设抗震标准”，该标准对每一个地区房屋建设需要符合的抗震级别作了明确的规定。

　　北京建筑企业住总集团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的建筑都要满足8级抗震标准，也就是抵御6级左右的地震，北京多数建筑设计都会达到这一指标。”

　　“但是抗震标准在城乡之间的推广并不衡。”一位在山西负责抗震检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在农村推广建筑抗震标准，他们通常是主动上门测量，“但是对方并不欢迎。”

　　记者了解到，抗震级别与建筑成本紧密相关。提高建筑抗震性能，要求增建构造柱、钢筋需要加粗加密。“这些措施大约能增加建筑总投资的5%~10%”。

　　弥补城乡抗震差异

　　不仅是地震，在多数的自然灾害面前，农村民居都表现得软弱无力。

　　今年6月20日，国务院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全国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会议。

　　2003年新疆巴楚－伽师发生6.8级强烈地震，造成3万民房倒塌、268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回忆：“当时新疆农村80%的民居都达不到抗震要求。”

　　2004年初，针对中国农村民居防震能力薄弱的现状，18位两院院士提出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的建议。当年，新疆率先实施“城乡抗震安居工程”。随后，全国开始推广该工程。

　　据悉，在新疆推广“城乡抗震安居工程”一项政府便投入10亿元。多渠道筹集资金，已经成为“城乡抗震安居工程”的当务之急。但越是在贫困落后地区，筹集相关资金越困难。

　　有关人士表示，从长远来看，改善农村建筑抗震标准还需要以提升这一地区的经济建设水平为前提。“一些处于地震区域的贫困山区的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改善住房抗震标准只能成为其次的选择。”

　　地震监测会商机制解密

　　震情监测是地震减灾工作的重要环节。与30年前唐山地震时的情形相比，今天的科技水平和机制设计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对于决策部门来说，每一次地震预测仍然都是艰难的选择。

　　盐津地震之后……

　　7月22日，云南盐津发生5.1级地震时，感受到地震的不仅是灾区。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分布在全国的地震监测台都监测到了地震的发生。这些监测台有的位于西藏，有的位于东北。所有的监测数据都被马上传递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地震局。

　　地震发生10分钟后，中国地震局的台网部已经根据这些信息准确判断出地震发生的地点和地震强度，并进行了初报。随后，“2006年7月22日09时10分22秒，云南盐津县西南10千米的柿子乡(北纬28°0′、东经104°12′)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的信息，出现在全国地震局联网的信息平台上。地震局新闻处也马上对外公布了地震情况。

　　两个多小时后，云南盐津当地政府调查所得的受灾情况被传往北京。此后每隔两小时，这一数字便会被更新。

　　地震发生的4天后，按照贯例，云南省地震局开始每周会商，根据目前的台网监测结果讨论云南短期内发生地震的可能性。

　　在省级地震局会商的次日，一个星期四的下午，由中国地震局主要领导召开的会商，便根据全国各省上交的资料展开讨论。“近期国内的哪些地区还将面临地震的考验？”这样的会商多数会发生在地震之前。

　　每周四下午的讨论

　　每个星期四的下午，国家地震局的会议室中，都避免不了一场讨论，对地震预测结果持不同意见的专家，都据理力争。这场论辩的最终结果将报送政府，再由政府根据情况对外发布。

　　每年、每月和每一周，各级的地震局都要召开类似的会议，讨论一个周期内可能发生的地震情况。由于不能像观测天气那样，通过发射卫星，得到最准确的预报资料，因此“入地无门”的地震预报机构，只能通过间接资料猜测地壳的运动。

　　这样每一次讨论地震的会商，便成为了一场关于概率的选择题。这种地震会商制已经在中国地震预测历史中延续了近40年。

　　所有参与会商的人员手中都拿着正反三页都印有各地监测信息的纸张，内容可能是新疆，也可能涉及安徽或者江苏。

　　每一个需要探讨的主题，都有格式划分，通常是关于某处地震的探讨，下面的表格便是最近监测到的数据。会议开始后，便会出现正反两方的探讨。

　　对于最后的地震的结果公布与否，每个参会人员都要经历一番心理挣扎。“有时候知道预测结果反而要比不知道损失更大。”参与会商的专家都深知这一点。目前为止，对于短期临时发生的地震，只有10%能够被准确预测，“一旦预测结果被外界知道，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会商结果还要交由政府进行风险评估，最后决定消息是否公布于众。“这是一个复杂的权衡过程，如果当地没有做好地震准备，那么公布地震消息的损失可能更大。”

　　艰难的权衡

　　参与会商的许多地震预报人员，都经历过一个教训。

　　在地震局的一次会商后，确定云南一处风景区有可能发生5级地震，但是消息并没有对外界公布。有工作人员接触到消息后，马上对外传播。“致使当地火车和汽车票价翻涨了5倍，当地旅游也受到了影响。可是地震并没有发生，但是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5亿元。”

　　与之相反，2005年11月19日，在江西九江地震前，地震局已经察觉到地壳运动的异常，并在北京的十三陵召开了一天的会商会，并将结果报送给当地政府。一个星期后发生地震，震级是5.7级。但是，依旧有许多人指责预报部门的失职。“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报取决于地震研究部门科学的预测和政府的风险评估，二者缺一不可。”有关人士向记者介绍说。

　　事实上，除了地震研究部门和政府，民间力量参与地震监测，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人对地震预测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各地地震局的办公室经常会收到群众来信，信的内容通常是根据自然界或者自己身体的异常反映，预测即将可能发生的地震。“也会有人直接来到地震局的办公地点，向我们反映这些情况。”一位负责接待的人士透露，“我们通常会让他们填写卡片，留做档案。一旦真的发生地震，这些消息将被调取。”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地震监测水平不断提高。“国家近年对地震部门投入了近20亿资金，每次地震后还会追加投入。这使得防震、抗震体系能够得以不断健全。”地震部门的人士对记者说。

　　本版报道均由本报记者索寒雪采写

本报记者：索寒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