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一定要被谴责吗？

　　■编读往来

　　2006年7月20日南方周末C19版

　　从“上帝之城”想到新农村建设

　　城市就像一个森林生态系统一样，有各种物种的存在，也就是生态多样性，才使得森林得以成林。所有人都文化程度很高、生活很好、一点犯罪都没有，这样的城市，仅见于传说。

　　读罢李成贵老师的《从“上帝之城”想到新农村建设》一文，我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是毒品、枪支和一群踢足球的孩子。这是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的《上帝之城》里的场景，它真实反映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电影就和李老师说的一样，贫民窟在巴西，所承载的是贫困、毒品和罪恶，而这种问题的根源是经济进化的过程中政府忽视了社会控制和管理。

　　或许，这在逻辑上非常行得通———如果巴西政府非常重视

和谐社会的建设，非常注重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可能不会存在贫民窟。但是，李老师在这里忽视了一个小小的基本前提：巴西的贫民窟是巴西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产物。并且，贫民窟也不是巴西的特产，在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只是巴西的贫民窟因为政府太不重视，加上从巴西的贫民窟走出几个足球巨星，才使得该国的贫民窟闻名于世界。

　　一般总结贫民窟的原因，如李老师所说，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还有失地，并且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每个国家的贫民窟，都可能会有各自的特别原因，像香港式贫民窟———平民公寓，是因为政府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条件而形成的特色“贫民窟”，美国式贫民窟———黑人区或者华人区，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不同，加上外来低文化的移民聚集而形成。

　　这里，有必要先对贫民窟做一个定义。贫民窟概念更是相对层次上的，也就是说，贫民窟是指各国城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由较多低收入者聚居而成的、可能会给城市管理带来“麻烦”的社区。这里的“麻烦”是指公共麻烦，社会学的一个中性概念，用于形容城市的犯罪、环境及其它问题。

　　为什么是相对层次？因为每个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贫民窟问题，国家整体实力决定了贫民窟问题的严重程度。只要一个国家具备合理的社会结构，必定会有最下层的公民，这部分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收入较低、住房条件差、接受教育的程度相对较低，而且相对集中，可能带来社会隐患。

　　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因为贫民窟给一个城市带来形象上的丑化和犯罪问题的增多，就把它彻底否定掉吗？城市的不断发展，本身就增加了城市这个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而这个复杂性其中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带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与人的不信任感增加，随之防范性增加，如果同一个社会阶层的人的防范性增加，最多只是人际关系紧张，而不同阶层公民防范性的增加，带来的则是阶层与阶层的对立，政府的功能就是调和这种矛盾，但是对立仍将存在，只是通过犯罪或者其它形式表现出来。而贫民窟或者平民区的形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对立。

　　假如认识到上述关系，就不难理解，贫民窟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必须谴责的现象。打个比方，一条路，路基肯定是水泥加砂石加小石等各种不同材料浇筑而成，假如只有水泥，路也造不成。城市就像一个森林生态系统一样，有各种物种的存在，也就是生态多样性，才使得森林得以成林，如果只有一种树木的话，后果将是这一物种的灭绝。所有人都文化程度很高、生活很好、一点犯罪都没有，这样的城市，仅见于传说。

　　李老师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也许是对的。但贫民窟式的社区在中国城市却是真实的存在———华东师大社会学系陈映芳教授在2003年组织了上百名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后，于2005年出版的《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就比较真实的记录了上海棚户区居民的真实生活。

　　我们看到，这些区域在消化外来人口、满足低收入者住房需求等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城市，城中村在满足应届大学毕业生住房需求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政府的廉租房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廉租房也不可能建在市中心)，这些处于市中心的老房子、破房子，也满足了这个高层次群体的需求。

　　在我看来，即使是房子建得很漂亮以后，仍旧会产生新的“贫民窟”，因为不同文化和生活水平的人仍旧会聚居在一起，形成所谓的富人区和贫民窟之分，这种新的贫民窟可能会更接近香港式的平民公寓———虽然不像“上帝之城”那样破烂，但在港人的眼中，平民公寓就是贫困、乱的代名词。

　　因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贫民窟不仅仅是住房、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代名词，还是一个阶层、一类社区的实质表现，不管社会管理者怎样拆除、怎样改造，这部分群体仍旧会存在，只不过随着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贫民窟”的档次会不断地提高，这时，也许名称不叫贫民窟，但实质上还是普通市民的生活社区，这无法改造。

　　———陈振铎(作者单位为杭州师范学院钱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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