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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县郊某村采访，遛了几个弯都没找到村部。问到一位村民，笔者被告知，村干部“猫”在家里办公了，村部早卖了。村部咋卖了？筹钱还村债了呗！
这时，笔者想起了一位村干部的感叹：“村债多，愁村债，村债是压在我们心头的一块巨石。”
如今，在个别城市、个别乡，“大债村”不算少，而且债额让你瞠目。村里一屁股债都是咋来的？掰指头一数，原因还真不少。首先，树政绩是形成村债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一些乡村干部为了当典型，在兴办公益事业上不能量力而行，只顾标准定得高，步子迈得大，既要修油路，又要建高标准学校，既要改造农电，又要安装有线，没有资金，只好大量举债。二是名目繁多的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加大了乡村财务的开支，为了完成任务，乡村无钱，只好向银行、信用社举债。三是兴办集体企业，形成巨额债务。一些乡村在兴办集体企业时或政企不分，或权责不明，或盲目决策，从而使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四是完成各项税费和集资任务形成的债务。
村级债务的负累，带来了恶性的影响。沉重的村级债务直接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税费改革各项政策的落实，成为引起农民负担反弹的严重隐患。一些债务数额较大的村，利息负担越来越重，村干部整天穷于应付村级债务问题，没有精力创新路、求发展。
如何化解村债？新民市大喇嘛乡提供了范例。这个乡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化解村债千余万元，占总额的80％。其成功的经验除了底数清，最重要的是树立了“化债就是政绩”的观念。
以往，化解村债喊了多少年，但债务却不见减少。其根本原因在于乡、村干部认为化解村债费力不讨好，又不算政绩，于是应付了事，不玩真格的，报假数字，使严肃的化债工作变成了一场“数字游戏”。但大喇嘛乡不含糊。他们把化债工作纳入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化债措施不力，任期内村级债务不减反增的村干部，不得提拔重用，并直接与个人利益实行捆绑考核，奖优罚劣，以此强化干部化债意识。
此外，他们从实际出发，清收债权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循序渐进。偿还债务坚持“先个人后单位、先还本后付息、先群众后干部、先村内后村外、先借款后一般往来款”的工作程序，杜绝借新债还旧债现象的发生。
该乡还成立了有村民代表参加的清查小组，清查债务的结果，要经过村民理财小组和村民代表逐笔核对、审查，并将结果张榜公布，最后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予以确认。
上述方法让大喇嘛乡两年内化解了80％的村债。看来，叫停乡村债务“数字游戏”并非没有可能，大喇嘛乡为“大债村”们提供了杜绝“卖村部还债”怪圈的生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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