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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雷剑峤
在安徽小井庄进行的农村合作金融试验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是农民享有合作金融的权利并没有被写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第二稿
在每年夏天和秋天的收获季节，张安国就驾驶着她的农用车，离开小井庄村在安徽
省的乡村穿行，向农民收购粮食。以往她的口袋里大部分是从农村信用社借来的钱，从今年起，她可以更方便地向村庄里的社区发展合作社贷款。
“我是社员，有资格向他们借钱。”她说自己很高兴又增加了一个贷款的渠道。
一项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的实验正在安徽省小井庄村的小井庄村民组进行。通过这项实验，研究人员希望不仅可以使农民更容易地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小额贷款，还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的农民自我管理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
村民入股合作社
近两年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了要鼓励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在小井庄村民组进行的实验就是探索中的一种形式。在其他地区，外界提供的资助往往是农村合作金融的全部资金来源，但是在这里却不是这样。
小井庄村民组的村民通过入股的形式成立小井庄社区发展合作社，每股基本股为3000元，由此筹集到的社区发展资金只作为向合作社社员发放的贷款，不作其他用途，在合作社内部封闭运行。村民组38户家庭中的23户已经成为社员，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他们筹集了7.2万元。
社员每次贷款的最高额度为2万元，累计额不超过4万元；最长贷款期限为6个月；利率为7厘2，略低于农村信用社的8厘5。
香港慈善机构乐施会为这项为期两年的实验提供了资助。乐施会与合作社社员按2比1的比例投入股金；也就是说，乐施会已经投入了15万元。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乐施会还会根据这个比例继续投入10万元。如果在实验结束后合作社运行正常，达到评估要求，乐施会投入的资金将赠送给合作社。
乐施会在云南省和贵州省也有面向农民的扶贫项目。为了检验乐施会的扶贫机制在相对发达的地区效果如何，乐施会在去年向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建议，选择安徽省的一个村庄进行实验，由研究中心负责实施。
“我们不是在扶贫”
小井庄村位于邻近合肥市的肥西县山南镇街道西南方，“包产到户”1978年在这里率先实行，小井庄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它的名字因此出现在《邓小平文选》里，一座漂亮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也出现在这个只有850人的小村庄。
“选择这个村庄，更容易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德元副教授说。
和乐施会的初衷不同，研究中心认为这项实验不应该采用以往的形式来进行扶贫。“我们不是在扶贫。”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潘林副教授说。在他们的计划里，这项实验不仅是为了实现农民金融合作，还为了解决小社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公共财政起补充作用。贷款得到的利息会按2比1的比例在社区公益事业与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公益事业包括救助特殊困难户、修建水利设施和道路、提高卫生水平等。乐施会采纳了这个意见。
因此，他们选择的小井庄村并不是一个贫困的村庄。根据研究中心的调查，村民的人年均收入为3000元左右，在安徽省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以上。全组有32户已经安装了电话。在村民原有的房屋旁边，两层楼的农民新型小康住宅示范区已经修建好，部分村民也住了进去。
在小井庄村民组，有将近一半的村民从事非农业项目，他们经营着运输、收购和加工农副产品业务，有比较强烈的资金需求。这给合作社的贷款带来了稳定的需求方。
张安国每年都要向农村信用社贷款四五万元，她嫌合作社每次2万元的贷款额度有点低。村民组的会计何家余正在准备前往霍邱县和六安市收购小麦，再运到庐江县卖掉，他为此向合作社借了1万元贷款。村民组生产队长李祖应则打算等收购粮食的生意规模扩大以后才贷款。
在中国农村，满足农民金融需求的主要机构是农村信用社。但在很多时候，农村信用社并不能承担这个任务，农民经常会抱怨农村信用社拒绝他们提出的小额贷款要求。张安国承认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从那里是借不到钱的。“你如果认识里面的人就会方便点。”何家余说。
合作社村民自主管理
这项实验的另一个目的是观察农民的组织能力。“人们都说农民各人做各人的事，”张德元说，“我们想看看他们能不能把自己拧成一团。”
合作社的资金由一个5名村民组成的小组负责管理。何家余和李祖应都是管理小组成员之一，另外的成员则是三位姓李的村民。他们的当选经历了三次会议，因为小井庄村民组的小部分村民姓何或姓黄等，大部分村民姓李，但是分为四支不同的宗族。最后的办法是一个集团有一名村民进入管理小组。
整个选举过程张德元和潘林都没有参与。“每个人都希望管理小组里有自己的代表，”张德元说，“最后产生的是经过博弈后的结果。”这个结果令他感到满意。
研究中心为合作社设计的管理原则是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合作社签定的协议书规定，研究中心对合作社的内部管理、运作过程只有监督权和建议权，没有代行管理的权利，也不得干涉合作社的内部决策。“他们要做自己做的，要想自己想的。”张德元说。
那笔资金平时存放在农村信用社里，由会计保管存折，另外两名管理小组成员保管存折密码。社员向管理小组提交贷款申请书并得到5名成员签字后，由3名成员共同前往农村信用社提取款项。财务状况在合作社也会每季度公示一次，每年年末结算一次。
如何应付社员逾期不归还贷款的情况呢？管理小组制定的资金管理办法是取消贷款权利或罚滞纳金，直至起诉。但李祖应和何家余一致认为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解决，那就是“23户人一起上他家讨”。
这种方法实际上并没有听起来那样可笑。之所以选择在小井庄村民组而非更大范围的小井庄行政村进行实验，张德元和潘林经过了反复考虑。如果日后合作社模式需要推广，张德元也不认为这意味着将合作社的范围扩大。“合作社仍然应该以村民组为单位。”他说。
小井庄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李祖好住在何家余隔壁，他希望能够参加合作社，甚至向管理小组上交了申请书。但他仍然无法如愿，因为他不是小井庄村民组的成员。李祖好说：“这个实验和整个村庄无关，我也无权去监督它。”
“自我民主管理需要信息的对称，这在比较大的范围内难以实现，”潘林说，“人们容易在小范围内了解各自的想法，民主管理有更大的可操作性。”
要给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
在今年3月第一次回收贷款利息时，拖欠情况没有出现。张德元认为实验效果很好。
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之前未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现在提出的入股要求，管理小组的成员流露出不欢迎的态度。“这是一种狭隘的心理，”张德元说，“他们在想：你开始不支持我们，现在看到好处了又要来分享，我们就不让你进来。”
贷款期限也使社员觉得有点短。张安国的家里仍然存放着收购来的3万公斤油菜籽，如果行情不好，她无法保证能够按时归还贷款。这使她对向合作社贷款产生一丝犹豫。
但这个实验仍然得到村民的欢迎。李祖应说：“我现在有一部农用机，如果这钱用得好，它会变成解放牌货车。”这说明农村合作金融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但是在6月24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第二稿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权利只包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信息、生产资料购买和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储藏等服务”，在第一稿里提到的农民金融合作权利被删去。据说原因是防止金融风险。
“最大的风险来自资金的流动性，封闭运行已经取消了流动性，还有什么风险呢？”张德元说。之前，他和另外两位农村问题研究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一封公开信，题目是《要给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
“要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他说。(P1170351)
正规化的农村信用社很多时候难以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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